我一直关注着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教授的研究，这里谈谈2023年6月出版的吴冠军的新书《从元宇宙到量子现实：迈向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这是一本“大书”，但今天已经不再是“大书”时代，“小书”时代到了。况且，把“元宇宙”做成纸质“大书”，好像也是成问题的。不过，以我之见，该书是一部承载“大政治”“大想象”与“大艺术”的著作，这是它的贡献。

　　首先是“大政治”。它原是尼采的概念，是生理学—心理学导向的，显然是站在“自然人类”的立场上来思考的。而吴冠军的“大政治”，所谓“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却是量子论—宇宙论的。两者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次是“大想象”。吴冠军在这本书里面通过一系列新奇时髦的概念和论题，诸如“元宇宙”“元物理学”“奇点”“熵”“人类世”“黑暗洞穴”“无边界宇宙”“数学宇宙”“参与性宇宙”“量子现实”“世界化成”等，着力于“未来+”“资本+”“影像+”“现实+”“世界+”“政治+”六个“通道”，形成了一种关于虚拟现实和未来世界的宏大政治哲学构想。面对这个加速变化的技术新世界以及技术人类的新存在样式，我们确实需要启动想象，创新我们的表达和话语，光靠传统哲学的概念方式是不够的。这个工作肯定是要由人来做的，吴冠军实际上早就开始做了。我认为他的构想是高调乐观的，是一种“大想象”。

　　最后是与“大想象”相关的“大艺术”。吴冠军这本书完全可视为一个“艺术文本”，它试图突破“人类主义社会科学”，探讨后人类个体和亚个体的能动者的“内行动”，参与他所谓的“世界化成”。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实施了博伊斯（Joseph Beuys）“当代艺术”意义上的艺术政治实践——“社会雕塑”。这是很有意思和意义的。现在，搞哲学和做理论变得越来越难了，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和新现象要求我们不断构造出关于未来世界的假设性理念，这时候就需要艺术了。吴冠军近期的几本书表明，他是有这个创造力的，而且已经取得了卓著的成效。

　　因为书太厚，意思太过宏富，我可能还没有完全读进去，只形成了可能不太成熟的几个问题。概括起来是简单的三句话：本体论不是变易论；未来不可考古，但可预感和想象；“后人类主义”的理论立场恐怕也有问题。

　　第一个是技术性的概念用法问题，涉及对“本体论”的理解。我想说，“本体论”不是“变易论”。吴冠军想要构造一种“可变化本体论”或者“变易本体论”，但这个表述不免是粗糙的。理论表达固然需要创新，但重新为传统概念和专名赋义，还是要谨慎一些为好。“本体论”或者通常译成“存在论”的Ontology（我愿意译成“存在学”）是关于“存在—形式”的讨论，历来如此。起源于古希腊的“本体论”构造了一个不变的形式—观念—抽象的世界，这个不变的形式世界在今天的数字时代已充分实现和展开了，通过数字存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也包括所谓“元宇宙”。关于“变易”或者“生成”（becoming），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形成另一种探讨方式，即后世所谓的“实存论”或“实存主义”。没有可变的本体论，只有关于可变之物的形式结构的揭示，就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所做的那样；而且，海德格尔后来的思想经验也表明，此路不通。但无论如何，吴冠军敏感地洞察到了一点：关于虚拟世界的存在，必须有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新规定，此即他所谓的“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我也曾称之为“扩展的存在学/本体论”。基本意思是，我们需要重建—扩展—存在理解。

　　这也涉及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即吴冠军所谓的“未来考古学”，他称之为“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未来考古学”听起来是一个悖谬论的、饶有趣味的设想，颇有张力。但“未来考古学”能够成立吗？我在最近几年里积极推动“未来哲学”的研究和讨论，经常受到的批评是：未来未来，未来不可知，如何可能对之进行哲思和言说？哪有什么“未来哲学”？对历史的解构是未来之思的前提，这一点当然没有问题。吴冠军的讨论把“元宇宙”追溯到“元物理学”即“形而上学”，在这个意义上谈论“考古学”也许是可以成立的；但书中又说“未来考古学”是要“对已有的关于‘未来’的种种陈述，进行批判性与分析性的研究”，把这样的研究称为“未来考古学”，在我看来是相当勉强的，而且可能成为一种理论上的自我设限。未来不可知，但不可知不代表不可预感和不可想象。未来是可以想象的，是需要想象性探测的。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探测归于艺术或艺术哲学，而不是考古学。

　　第三个问题是“后人类主义”的立场。吴冠军试图为“元宇宙”正名，通过在他看来由量子力学开启的“可变化的本体论”，给出“世界不确定”和“世界不真实”的假定：“我们所处身其内的‘世界’，一点不比虚拟的元宇宙更真实。”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主要由马克思、尼采发起的现代哲学批判以传统形而上学构造的“真实世界”（即哲学构造的先验—存在世界与神学构造的超验—神性世界）为目标，形而上学的“真实世界”也被尼采叫作“另一个世界”或“超感性世界”。而“这个世界”，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感性世界”，被重新确认为“真实世界”。当吴冠军断言我们的生活世界一点不比虚拟世界更真实时，他是要把被现代哲学颠倒的世界再次颠倒过来吗？

　　我最近读了加布里尔（Markus Gabriel）的《为什么世界不存在？》，他所谓的“新实在论”听起来很玄妙，但其中关键的“意义场”理论其实是与海德格尔的“世界论”一脉相承。与吴冠军不无类似，而且可能变本加厉，加布里尔直接就说“这个世界不存在”。但这个世界真的不存在、不真实吗？今天的现实、今天的世界不再是一个绝对主义的现实和世界，我们当然要看到这样一个世界的多元化和相对化。现实是多元的、碎片化的，没有绝对现实。然而，多元的、相对的现实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不真实甚至不存在。这个世界依然“真实”——只不过这个“真实”是相对的真实。我们不能从一极跳到另一极。

　　我们毕竟还处于自然人类的语境里面，虽然自然人类正在被加速技术化，自然人类正在向所谓“后人类”演进。什么是“后人类”？“后人类主义”是合法的吗？关于“后人类”虽然已有多样说辞，但指向基本一致，即由现代技术所规定的新的人类存在形态。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尼采的天才预见，他提出了被计算和被规划的“最后的人”或“末人”。注意，尼采在此用了“计算”和“规划”两词，仿佛已经预见了20世纪后半叶才真正启动的“数字文明”。

　　今天我们应采取何种哲学立场？今天的哲学应怎样探讨问题？在自然人类的具身存在和技术人类的虚拟存在之间，我们应站在哪一面发言？吴冠军的立场是明显的，他是一位坚定的“后人类主义者”。但以我的理解，“后人类主义”就如同“人类主义”，也是一种成问题的立场。因为，哪怕像吴冠军在书中所说的，“这个‘世界’的人类文明，业已进入剩余时间”；或者如霍金所断言，自然人类终将丧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自然人类文明只有百年时间了——但只要纠缠于自然与技术、具身与虚拟之间的人类依然寓居于世界与语言之中，就不可能彻底放弃“人类主义”立场而采取所谓的“后人类主义”立场。

　　周濂在评论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时给出了一个“折中”策略：“展望现代科技的发展前景时，必须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唯其如此才能预见危机。与此同时，反思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人类中心主义却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机。”这个策略令人无语，但恰恰是当代理论在面对碎片的和多元的现实时的正常姿态，一种务实的和清醒的姿态，也许可以与海德格尔的“二重性”（Zwiefalt）思想策略相对照。如果说未来人类面临的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二重性”，即自然与技术、自然人类与技术人类的“二重性”，那么理论立场上的“人类主义”与“后人类主义”是否也不得不构成一种不无背悖的“既—又”二重性？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