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必须强调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使用了三个“新高度”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意义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强调，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尤其是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视野开阔、科学严谨、系统完备，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基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时代命题而提出的文化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两个结合”的内涵和意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两个结合”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飞跃。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是“两个结合”这一重大理论的原创性意义所在。“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实现了从“第一个结合”跃升到“第二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和飞跃。
要理解和领会“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意义，关键在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一理解将“现代”与“传统”贯通为一个有机整体，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之间建构起相互“赋予”、相互“融通”的契合关系。显然，这种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即只有在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互赋予、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中，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宏阔历史视野、伟大历史意义和重大理论价值的时代命题，这要求我们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以宏阔的历史视野与敏锐的时代意识，领会这一命题的思想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视域看，之所以要提出“第二个结合”，其实质是为了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与发展，如此看来，“创造性转化”从实质上也可以理解为“现代性转化”问题。
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文学艺术创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时特别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至今依然是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文化砥柱。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来自于通变。从古今通变的意义上说，传统并不意味着亘古不变的过去，真正的传统应该鲜活地存活于当下，同时孕育着未来。唯其如此，传统才能充满生机活力；而正因充满生机活力，传统才堪称伟大。中国近现代历史表明，要使传统在现代性条件下存活并葆有生机活力，就必须解决好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既要强调两者的冲突，又要强调两者的融合，由此摆脱“传统与现代”“保守与维新”“继承与发展”“转化与发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显然，只有把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性意义，只有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历史辩证关系，才能够真正认识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强调：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阐明，要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和解决好“本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辩证的眼光来把握“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历史连续性。
历史和现实表明，一旦隔断“古代”“现代”和“未来”的时间连续性，就会将“传统”仅仅等同于 “过去”，这势必会造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阻断，难以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看待“传统”、关注“现在”、展望“未来”。与以往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不同，在新时代，我们必须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语境出发，重新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已经内在地规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问题的历史视域、时代诉求与方法路径。因此，“现代性视域”与“创造性转化”便构成了我们理解、把握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维度和方法路径。
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当代价值
“现代性视域”与“创造性转化”是我们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维度和方法路径。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何为现代性，辨识现代性的优长与隐忧；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何为传统，辨识传统的欠缺与优长。简要地说，现代性的优长是理性化，这不仅确立了人的理性主体地位，同时极大地发挥出人类运用理性工具改造并支配整个世界的能力，西方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正是工具理性支配世界的结果。然而，优长之处同时也是其欠缺之处。我们看到，极端理性化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使人类陷入“理性的牢笼”之中。这种状况引起了中西方思想家的密切关注，成为20世纪以来人类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正是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欠缺与隐忧，使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而成为十分重要的思想资源，展示出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人类生存智慧和文化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儒道思想历经几千年的文脉演进，在历史挑战中不断变通，绵延至今，显示出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在新时代，我们要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和文化魅力，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维度重新阐释儒道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价值意蕴，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
众所周知，儒家和道家思想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思潮，由此建构起“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结构，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原型。儒家学说特别关注社会人伦道德秩序的建立，致力于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它以“仁爱之心”协调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冀望以“礼乐教化”陶冶塑造“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进而建构伦常有序的“仁爱”社会。作为影响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几千年的思想传统，儒家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厚的根基和文化传承的生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如果说，儒家的美学思想注重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以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探寻人伦道德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那么，道家的美学思想则注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以无为的出世精神，追求顺应自然天性的人生境界。道家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生，追求“法天贵真”的素朴之美，为当代生态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向我们提出了新时代的新要求：“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自信并坚信，站在“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高度上，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一定会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我们自己，同时也属于整个世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