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本土翻译话语体系的建构取得了长足进展，几十种翻译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理论话语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倾向。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纷纷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带来了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翻译研究的主题，深化了对翻译本质、价值与历史的理解，推动了翻译学科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既为翻译学带来了勃勃生机，也引发了对学科边界模糊、本体迷失的担忧。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建构的跨界性进行一番思考，深刻认识其历史、现实与理论逻辑。

　　翻译的丰富性、复杂性呼唤跨界探索

　　翻译是最复杂的人类活动之一，而任何理论都可能会有其洞见、偏见和不见，故需要整合多方资源进行协同研究。首先，翻译对象的多样化呼唤跨界探索。常见的翻译文体不仅有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医药、化材等非文学文本，而且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文本，以及众多介于二者之间、无法简单归类的书面或口头资料。文体类型、翻译目的和翻译方向不同，适用的翻译策略、方法和手段有异，因而需要建构相应的理论来描述、解释、预测和指导。其次，翻译主体的多元化呼唤跨学科研究。随着翻译技术的进步，机器或者算法成为翻译主体之一，打破了人工翻译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得整个翻译产业面临人与机器的重新分工，并对翻译教育产生颠覆性影响。近期，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在符号转换和信息摄取方面展现出巨大潜能，并开始侵入由人主导的知识生产领域，引发学界对技术赋能、数据安全、科技伦理等话题的热议。事实上，这已经超越了翻译学或计算机科学的界限，亟须整合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教育哲学等不同学科资源共同思考和应对。再次，翻译过程的复杂性和翻译产品的多样性，导致翻译成果认定和翻译质量评估面临新挑战。例如，由于AI翻译的参与，2023年多项全国性翻译大赛的评选陷入困境，评委无法准确判断译文哪部分是人译，哪部分是机译。如何应对？这为译者风格和翻译批评研究指明了新方向。此外，无论翻译主体是不是人，译文的受众则几乎肯定是人，因而接受研究也将成为新焦点。

　　如果说，上述翻译主要涉及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还可以在符号学意义上进行探讨的话，那么，还有很多比喻意义上的翻译，甚至会让符号学也感到捉襟见肘。例如，南非翻译理论家科布斯·马莱斯在其主编的《翻译研究之外的翻译》（2023）一书中，就探讨了数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医学、法学、组织研究、文学、宗教学、社会学、跨媒介研究等领域的诸多“翻译”（英文translation一词含义甚广）现象。无论是要理解通常意义上的翻译，还是比喻意义上的翻译，都免不了要涉及诸多不同学科的知识。唯有将上述不同种类的翻译实践纳入研究视野，一种新翻译理论话语才能充分发挥其解释效力。这就是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将跨学科性视为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的重要原因。虽然翻译理论主要是用来解决翻译问题的，不宜越俎代庖，追求缥缈的跨学科目标，但作为理论话语体系本身，就从本质上决定了其跨界性。

　　在当前语境下，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亟须开展跨学科研究，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和中华学术外译，助力国家形象建构和文化软实力建设。唯有如此，才能更准确地解释中国自身的实践，也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共享中国经验。

　　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彰显跨界性

　　要掌握学术思想演变的规律，就必须跨越不同学科的边界，从多维视角来考察相关问题。受18世纪阐释学和20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翻译话语的建构曾发生两次重大转型。一是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即注意到语言之外的各种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权力等环境因素对翻译实践和翻译观念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性别、兴趣、偏好、意志、习惯、态度、立场、气质、情绪等个人因素也愈加受到重视。对社会和个人因素的关注导致语境主义和伦理主义的兴起，译介学、变译学、文化翻译学、生态翻译学、翻译社会学、翻译伦理学、译者行为研究等翻译理论话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这些翻译理论克服了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将视野局限于语言或文本内部的弊端，极大丰富和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内涵与外延。

　　二是从实证主义、表象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方法转向解构主义、视角主义和建构主义方法。实证主义和表象主义强调采用实验的方法来求得确定性知识，并用其来客观地表象世界。采取这一研究进路的学者认为，只有经过经验证实的翻译知识才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就当下而言，采用语料库、数据挖掘、眼动追踪、键盘记录、核磁共振等技术手段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就是其典型代表，信息科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对这一翻译研究进路至关重要。与此不同，秉承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观念的学者对实证主义提出了质疑，他们否认具有脱离具体语境和认识主体的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的知识，深刻揭示了人类认识的相对性与主观性。建构主义翻译观也是如此，它提倡多元性、多样性、个体性、地方性、生成性，拒绝承认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的、普遍的真理。

　　可见，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进路，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来看，新翻译理论话语的建构必将凸显出跨界性特征。刚提出不久的知识翻译学就是一个显例。它融会贯通了中西古今哲学认识论、知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阐释符号学、知识考古学、文本发生学等不同学科的思想资源来考察知识翻译与翻译知识的问题，倡导知识的地方性、语境性和生成性，并从符号转换、知识生成、话语建构、价值创造等不同维度来重新定义和定位翻译，揭示其多样化的本质性特征。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转型并不意味着一种研究进路必然取代另外一种，而是研究对象、方法、手段、结果的丰富、拓展和更新。具有不同知识传统和学科背景的研究相互借鉴、彼此启发，共同构成兼具本土性和世界性、丰富多彩、美美与共的翻译话语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哲学翻译与中国近现代哲学知识体系生成研究”（23BYY1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