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21期的《诗刊》发表了北京大学法学院诗人海裔的一首诗作，题名《近乡》，几乎同时，同在一个学院的章永乐推出新作《西途东归：朝向中国道路的思想突围》。思想史的方法之所以艰难，或许就难在这里：若干年后，后世的知识好古者只有经过一番文献考证，才可发现海裔就是章永乐，才能理解这两个文本可以放在一起去考察。但对于身处当下的我们来说，一切正在发生，思想者及其文本与历史进程之间的有机关联也有待形成，状况或许如海裔在诗中对“我自己”的回忆，“沉默如同村口的石墙”。
《西途东归》是章永乐独著的第四本书，读这本作者自我界定为“思想突围”的书，从开篇以海子《东方山脉》诗作为题记，到将书题献给自己逝去的外祖父，一位游击队员、老竹篾匠，再到贯连全书的思想方法以及遣词造句，对于章永乐的老读者来说，一切都是如此熟悉。当然，《西途东归》也有其独特之处，较之于此前的著作，这本书，如作者所言，带有更强的“文集”性质，是一位“品书人”的书评集。全书的结构层次分明：书评十五篇，分别装入作者分门别类的四编，主体四编确定后，作者又专门写作了长篇的自序以及中篇后记，担当进入或转进入整本书的“源代码”索引。
这样的文体以及编排，让我联想到章永乐本科时的法理学老师朱苏力，北大法学院另一位写诗的教员，他在2004年曾出版如姊妹篇的两本书评集，《批评与自恋：读书与写作》和《波斯纳及其他：译书之后》，并于稍早推出由他主编的《法律书评》第一辑。现在二十年过去，《法律书评》惨淡经营，苏力的两本书评集在其著作矩阵也属边缘地带，书评作为一种文体在当前的科研体制下如何生存，甚至如何担当某种有机的训练环节，章永乐的新作可以说接续了苏力二十年前的努力，对此我们也只能期待“也许正在发生”。
很显然，作者章永乐希望把“书评”作为一种方法，无论是在全书开篇的自序，还是收尾的后记，作者都在谈书评的写作。如果二十年前，苏力在译波斯纳的同时也在模仿波斯纳的话，那么十多年前，章永乐的书评写作，按他在后记中的交代，最初的机缘来自佩里·安德森的邀请，为《新左翼评论》撰写对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书评文，初试啼声。这是一篇相当成功的作品，至今读来也常惊叹于作者于其中展示出的同年龄不符的思想能力，从他在西途中遇到的老师安德森、金兹堡，到东归后的汪晖，构成了其书评写作尤其是思想史路径的学术根源。本文没有必要重复章永乐在书中阐释的书评如何写，敏锐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些论述，且意识到其中凝聚着一位老书评人的经验谈，如法操练并不断内化为自己的能力，他日或可期待自己的思想突围。某种意义上，本文作为书评，也包含对其中方法的操练。
用思想史的方法去打开《西途东归》这部“自选集”，其写作时段大致与作者创作《旧邦新造》等三部书相交叠，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可以说是前面三本的总后记，甚至可以上升为隐藏的前言。这么说，并非我对此书的臆想拔高，章永乐在后记中就透露了他的书评写作和过去十多年研究议程之间的有机联动——就在第318页，“如果没有……我大概很难……”，前面是对某学者及其作品的批判式阅读，后面则连带着自己在学术议程上对新问题的发现，章永乐在这里用了排比句式，道出了他迄今的研究议程对书评写作的某种路径依赖，“给别人写书评，就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写书评，就此而言就是一种学术路上的“师承”。借用他在书中“头脑中的漏斗”这个说法，学术上如要掘进，思想要想突围，我们就需要“漏斗”，而不能在逻辑的圆润中自洽躺平。
《西途东归》所收入的就是章永乐的思想“漏斗”，在新思想资源的不断刺激和冲撞下，章永乐形成了此前“三部曲”的研究议程，或者反过来说也成立，从《旧邦新造》（2011年版、2016年第二版）、《万国竞争》（2017年）、《此疆尔界》（2021年），甚至还能包括即将出版的《铸典宣化》（2024年），构成的是思想突围后的阶段性成果，而《西途东归》则是介于其间的学术备战，是蓄势待发。在此意义上，没有“西途东归”的问题意识、学术资源和思想方法，从《旧邦新造》开始的三本书就只是数量的累计，而无法成为有论者所说的“重估近代以来中外秩序的三部曲”。也就是说，《西途东归》构成了进入此前三部曲的一个思想索引。十多年来，让章永乐的论述在法学界几乎独树一帜的，在我看来，归根到底在于他把中国主体意识落实在文明秩序的生发框架内。进而言之，或许是诗歌对理解和想象力的激发，他和苏力在思考政法问题上都是并且首先是空间主义者，从苏力的《送法下乡》《大国宪制》，到章永乐的《旧邦新造》《万国竞争》《此疆尔界》《西途东归》，即便只是看著作的命名方式，都反复指向一个只有在空间延展中才能被打开并生成其力量的动作意向。
而在空间的思考框架内，章永乐的突破也是非常明确且自觉的，无论是思想突围后的具体研究，还是当前所承担的学术组织工作，中国的问题发生在世界的尺度内，万国竞争当前，此疆尔界之中，正是区域国别研究必要性和可能性所在，在此意义上，苏力对历史中国内外之别的关注，与时俱进到了现代国际秩序下的中国道路之道，如章永乐自己所言：“我所期待的‘东归’，是能够充分揭示既有的理论范式所依据的历史经验的狭隘性，从而基于更为丰富的历史经验，提炼出更大的共通性的要素，而不是用一种狭隘性，替代另外一种狭隘性。我们需要认识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区域发生交流乃至交融的中国。‘西途东归’，正是要回到这样一种普遍联系的认识方法，‘反刍’我们与世界相互联系的经验，从中生长出新的理论。”这不仅是作者对自己的未来期许，更是对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新学科之问题意识的阐发。
《西途东归》出版过程中，我曾见过一版最终被放弃的封面，思路来自作者本人，封面上，玄奘法师走在茫茫大漠之中，读者不妨想象，这个历史上西途东归的高僧，正是作者与之遥相共鸣的人物。只是封面上大漠苍凉，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打量玄奘法师，读者都无从分辨这位法师到底是走在西途的前半程，还是东归的后半段。如果说《西途东归》作为一本自选集有什么问题，在此至少有一点要代作者去提醒读者：十五篇书评原本都发生于思想突围过程中的激烈鏖战中，但现在却被安置在一个非历史化的目录结构层次内，作者在这些搏斗中经历的痛苦和喜悦、失败和成功，仅出现在突围之后写就的自序和后记之中。这种稀释的情感结构恰恰背叛了思想突围的历史，是用新的圆润去覆盖住曾经的撕裂。对于作者而言，这或许是他要驯服自己的自恋，更多展示出理性的面向，但对于读者来说，我们却无法从中触及突围进行时的紧张、胆怯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复辟，故而欠缺思想上的真切共鸣。如要挽救这一点，也许仍要先回到后记，重读第318页那段“如果没有……我大概很难……”的表述，再去进入《西途东归》，当知书评的写作及其对思想地层的勘探，也是成就一位学者途中的绿洲驿站，没有思想上的求索、困顿、反刍，没有那些蓄势待发的日子，哪里会有学术上的厚积而薄发呢？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