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多媒体出版集团爱思唯尔2023年8月发布研究报告提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科研创新实力正在迅速提升，各国正以更紧密的学术合作拥抱开放科学；中国作者的学术产出数量逐步增加，2020—2022年中国的学术产出数量在G20成员中一直位居第一。此外，随着中国科研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与中国开展学术合作与交流，中国的学术产出合作伙伴正趋向多元化。但一些欧美国家在与中国开展科研合作这一议题上表现出了矛盾心态，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他们希望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针对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出台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许多国际学者和学术机构对这一问题表示担忧，围绕这一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大学国际化项目主任珍妮·李（Jenny J. Lee）和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欧洲跨国法律研究所副主任尼尔斯·菲利普森（Niels Philipsen），请他们解读中外科研合作趋势、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加强学术联系的必然性以及全球科研合作前景。

　　对知识的追求无国界

　　珍妮·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分裂的国际合作将阻碍通过科学研究获取知识的进程。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复杂多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该让科学家自由积极地与其他地区的科研人员合作，而不是让这种合作关系受地缘政治左右。

　　“我们在研究中观察到，对知识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是无国界的，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它变得有国界”，珍妮·李说道。不过在微观层面，中外科研合作并没有停滞不前。珍妮·李及其团队在一项调查研究中访问了中美两国的约200名高校和科研工作者，希望了解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是如何克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挑战的？结果发现，国际合作者间的相互信任帮助他们克服了其所感知到的风险障碍，包括可能成为被不公平对待的对象。珍妮·李等人认为，这说明虽然存在寒蝉效应，但科学家在研究什么、在哪里研究、是否寻求资金、向哪里寻求资金上有自主权。国际合作对所有国家的科研事业都很重要。因此，我们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科研工作者积极合作完善其科研成果、加强成果的适用性、扩大成果的受众面，从而提升其成果的影响力。

　　菲利普森对本报记者说道，从个人体会来讲，他认为2021年以来中国与荷兰之间的科研合作情况有所改善。2023年9月26—27日，中国科学技术部代表团应邀访问荷兰，出席了首届中荷科技合作联委会并致辞，会上双方签署了中荷科技创新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该备忘录所带来的积极氛围有助于他本人以及其他一些参与中荷科研合作的荷兰学者向其他同行解释中荷科研合作的重要性。有一些人对中荷科研合作的价值知之甚少，可能仅凭新闻媒体的报道就产生了负面印象。

　　2023年底，中国宣布决定试行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菲利普森认为，这有助于国际学术合作的开展。中欧学术合作重要的是实现“对等”，即中国和欧洲的学生、学者互相到对方的土地上学习、交流，这种互动产生的“积极氛围”是符合对等理念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科研合作

　　全球发展中国家总体学术产出和高被引文献产出正在快速增长，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科研合作正在逐步深化。《自然》杂志发表评论文章称，2018年和2019年该杂志曾分别派出团队到有关国家调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促成的科研合作。通过与100多名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交流，调研团队看到了中国在扩展国际科研合作方面的努力，而这种努力足以重塑全球科学地图。例如，中国、奥地利和巴基斯坦合作开办的巴基斯坦—奥地利应用科技大学已于2020年建成，并已开设了人工智能、重要矿产和铁路工程等领域的合作研究中心，首批学生将于2024年毕业。2023年9月25日，中国和肯尼亚国家间大型科研合作项目《肯尼亚植物志》首部分册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发布。这是肯尼亚首部国家植物志，填补了该国植物资源研究领域的空白，对促进东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10月，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的航天机构宣布，将与其他国际合作伙伴一起，参与中国发起的国际月球科研站计划。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中方将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举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未来5年把同各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扩大到100家，支持各国青年科学家来华短期工作”。

　　菲利普森认为，中国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是明智之举。他希望欧盟能够保持中立，并继续与中国合作。在他看来，中欧科研合作存在的具体潜在风险包括中国部分官方机构提供的奖学金数额低于一些欧洲国家（如荷兰）的标准，导致这些国家的大学对能否接收持中国奖学金的研究人员产生疑虑，另外，知识安全问题日渐凸显，但这主要是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通常不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必须要指出的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知识安全问题存在普遍性，即使相关合作要受到限制，这种限制也不应仅针对中国。菲利普森还表示，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差异，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让决策权回到成员国代表手中。美国的政治发展很难预测，但显然它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希望美国和欧盟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中西科研合作不要受到阻碍。

　　珍妮·李认为，作为世界领先的科学知识生产者，中国会不断加强国际科研合作。尽管中美科研合作进展放缓，但这中间的真空地带可能为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带来机遇。学术自由是调查和讨论思想的自由，这种追求始终存在一定的界限，比如国家安全协议和安全限制。其研究显示，减少与中国学者的合作有时是西方学者的自发行为，因为他们担心会受到负面刻板印象或调查的影响。

　　在相互理解中共同前进

　　谈及未来的全球科研合作，菲利普森认为，政治与学术讨论要分开。“我在法律与经济领域教学指导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已逾15年，我所认识和共事的中国学生或研究人员都很友好、思想开放、渴望学习。我坚信学术交流的作用和价值是促进知识传播和建立相互理解的桥梁。”他说。

　　不同的人对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偏好。欧盟成员国之间也很难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如果一个人承认国家间的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差异，他就应该意识到与其他国家的学术合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机会。以法律领域来说，各司法管辖区可以从彼此的错误、最佳实践和学术专长中学习。他本人在环境保护、竞争政策、公司治理、金融监管等方面，从法律和经济角度进行了中外比较研究并且收获颇丰，菲利普森表示。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发现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与环境和谐相处，这种思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仍然非常普遍。”菲利普森说。中国学生不习惯在公共场合争论事情，即使他们持有不同观点。但许多学生和研究人员渴望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并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国法律和实践可以改进的地方。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到欧洲访学，让欧洲人有机会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文化和观点，欧洲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也可以到中国去，从中国经验中学习。此外，人们应该认识到，学生有很多种类型；认识到中国人口的规模和多样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在与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合作时相互学习，探索如何在理解中共同前进，这一点非常重要。

　　珍妮·李表示学术关系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长久的交往有助于加强信任。其研究显示，这种合作关系往往开始于学生或学者在学术会议和其他场合的面对面交流，削减短期奖学金将影响潜在的未来科研合作，但其影响可能要多年后才会显现，减少为学生或学者发放签证等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