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三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长期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全球减贫与经济增长等全球发展问题；他将“休克疗法”引入经济学领域，被称为“休克疗法”之父；他参与许多国家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帮助这些国家走出经济危机；他两度被评为《时代周刊》“世界百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入选《经济学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三位经济学家”；他也是备受欢迎的畅销书作者，《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等著作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同时，他的身份不限于经济学家、全球发展问题专家，他也密切关注世界历史的演变与转折、国际格局的变化及走向——他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萨克斯教授，就全球发展与中国角色、改革开放与中国发展、世界历史与国际格局等问题，开展了一次深度对话。
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首先，请介绍一下近年来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的工作经历，以及在联合国长期的工作过程中，您对于全球减贫、气候变化、环境可持续性等全球发展议题有着怎样的心得体会？
萨克斯：2001—2018年期间，我曾担任安南、潘基文和古特雷斯三位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顾问。目前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者”，以及秘书长主持下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主席。在过去的22年里，我一直致力于为联合国服务。
新千年开始之际，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一致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2000—2015）。2015年，随着千年发展目标步入尾声，联合国在其基础上制定了包含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多年来，我的具体工作是执行和落实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协助解决降低全球极端贫困率，减少饥饿人口，消除不均衡，应对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当下人类发展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在《联合国宪章》框架下帮助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多极化，从整体上提升各国人民的福祉。如今，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者，我肩负着用自己的行动去推动全球问题解决的重任。在联合国工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坚信以下五个理念。
第一，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在我们这一代结束全球贫困。在消除贫困领域，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具体指标和时间表，是全球公认的设置较为合理的目标。《世界人权宣言》通过维护人类享有的基本权利，为消除全球贫困创造了共同的道德框架。扭转贫困需要每个国家的共同参与和不懈努力，从这一角度而言，富国对于穷国的援助既是一种道义上的承担，也是一种自我救赎。值得称赞的是，作为提前10年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的国家，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历史壮举，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提供了可供别国获取的灵感和路线图。
第二，除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世界人权宣言》，人类应该利用国际层面达成的各项目标和协议来帮助指导和激励全世界采取行动。为此，国际社会也通过了《巴黎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世界各国确立正确而一致的合作方向与指导原则。
第三，人类应当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下，为构建一个和平、繁荣、和谐的世界而携手努力。《联合国宪章》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规定了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准则，应当被各国普遍遵守。为此，我曾经呼吁美国政府制定一项全新的外交政策，这项政策的目标是主动终结美国寻求全球主导地位或维持其霸权的野心。在21世纪，我们需要的是多边主义与和平安宁，而非熊熊燃烧的战火抑或任何国家的霸权主义。在这一点上，我尤其赞赏中国对于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和平呼吁。
第四，人类应当求助于古人智慧，从诸如中国的孔子、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身上汲取灵感，以帮助“迷失的现代人”找到一种适用于当前全球伦理框架的共同理念和精神信仰。我相信，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许多重要哲学观点，在培养社会公民的美德以及如何发挥美德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方面，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第五，人类应当衷心祝贺世界各国在经济进步方面取得的成功，而非一国将他国的成就视为威胁或试图阻碍其发展进程。尤其是在如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成为全球经济的孤岛。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崛起，是中国自身取得的一项巨大成就，也是对人类发展和世界繁荣作出的巨大贡献，世界各国应当发自内心地称赞中国成就。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故事提供宝贵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多次受邀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见证者。对中国的发展，您感受到了哪些变化？
萨克斯：我第一次到访中国是1981年，那时的中国刚刚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无序混乱与物资匮乏中恢复过来。自那以后，受邀于中国政府部门提供评估或建议的请求，我通常每年都要来中国很多次，至今已访问过从内地到沿海、从农村到城市的许多不同地区。多年来，我目睹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实施、中国沿海地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繁荣、中国多个私营部门和股票市场的诞生以及中国一流大学和教育领域的复兴。可以说，我见证了中国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的变迁现实，也见证了中国人民告别过去缺吃少穿、实现丰衣足食生活的奋斗历程。
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有很多来自中国的优秀学生。我认识许多年轻的中国学者，他们后来在中国各行各业成为出色的领导者，发挥了团队佼佼者的作用，我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和欣喜。我认为，几十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与进步是历史性的，对中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都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前面提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得益于1978年底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作为经济学家，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政策的特色？
萨克斯：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改革开放像是一股清新的空气，让中国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开放让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举世瞩目的现代化腾飞奇迹，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要快于历史上的任何地区，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以我的经济学观点分析，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四次经济转型。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0年，为计划经济的结束和市场化改革的开始阶段，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农村地区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地区进行的跨国贸易。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到2000年，这一阶段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企业大范围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时期。第三阶段是从2000年到2010年，为中国传统制造业调整优化、先进制造业发展壮大的发展时期。第四阶段是从2010年至今，中国正在成为创新型经济体，即高科技行业自主创新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引擎的阶段。
如上所述，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加快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和实现尖端核心技术突破，进一步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时期。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基于优质教育、卓越技术、研发创新以及对全球科学和文化的贡献。我十分看好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我相信，基于对健康、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科学、技能、经验等智力资本，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系统、全球能源互联网等低碳经济要素的大力投资，以及保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中国有潜力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实现稳健持续的经济增长。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策的特色，我认为其独特之处在于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将公共投资和私人经济相结合以及将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并行发展。作为经济学家，我一直是混合经济即部分私营经济和部分公共经济的倡导者，我从来不是一个只相信自由市场私营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者，一些大众媒体认为我是“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倡导者是典型错误。我认为，一个运转良好的经济体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建设性组合。当一个国家的国有管理和所有权接近100%之时，需要着手进行一个关键的政策目标转向，即开始允许私营部门的运营和扩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如此重要。这一改革结束了农业公社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很快允许了中小型私营农业的发展，使得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大幅增加。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也进行了类似的从沿海地区经济特区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允许私营企业在城市地区逐步成立，以尝试创设一个混合经济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能力一直很突出，最为著名的即是定期出台的五年规划纲要。尤其是在住房、供水、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数字互联互通等城市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建造方面，以及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国民休闲等社会保障与服务方面，中国拟定了许多中长期国家政策并确保真正落到实处，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此外，近年来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这一现象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的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超过40%，已连续数年位列全球首位。长期而言，高储蓄率能够有效助力中国经济增长，这可以视为中国经济的一大独特之处。整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是理性的、务实的、周密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故事可以为世界各国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难能可贵的经验。
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心将再次转至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察世界历史进程，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对称”关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在当今仍然可寻。同时，如您提到的，世界正处于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也正在再次走向平衡。这将呈现出怎样的历史性变化？
萨克斯：早在公元1500年，世界整体格局或多或少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当然不是严格均等化，但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小。当时的亚洲并未落后于欧洲，甚至在技术发明、社会组织等方面都领先于欧洲。从16世纪开始到18世纪，各大洲之间的不平等开始显著加剧。欧洲将致命的病原体带到美洲，导致土著居民大量死亡。在培根、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先驱的影响下，欧洲成功地发动了一场近代科学革命。而此时的中国与日本相对孤立，在技术和工业能力上落后于欧洲。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在蒸汽机的改进和电力利用的基础上踏上了早期工业化之路，其他欧洲国家随后也掀起了工业化高潮，这使其不仅在经济和技术上，而且在海军力量上都具备了巨大的优势。此后，英国利用军事优势和武器威力入侵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其他北大西洋帝国纷纷加入其中。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继续对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实施帝国主义控制，并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的英国国力断崖式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从世界霸主降至二流强国，逐渐无力维持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势力。随着美国经济跃居全球之首，美国取代英国开始扮演全球霸主的角色，并依靠其庞大的军队和先进的武器装备发动了多次战争，或明或暗地推翻了各大洲的许多国家政府。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众多发展中国家抓住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北大西洋帝国主义世界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才开始缩小。如今，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过去两个世纪为西方阴影笼罩的艰难岁月之后，正在实现经济、科技、文化实力的迅速崛起。在我看来，我们正处于西方主导的世界走向终结的时代，并回到一个更加平衡的多极化世界，固然前方之路依旧漫漫。在这一多极化世界里，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构正在推动建立一个新型全球经济架构，并形成新型国际体系。
纵观世界历史，古老的中国一直是世界繁荣的先行者和世界文明的引领者，是人类文化智慧的贡献者。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王朝盛世，例如，唐朝作为古代中国的鼎盛时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其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明深刻影响了日本、朝鲜等许多周边国家。今天，随着全球发展的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向中国转移，世界历史的印记将会再次转至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正在迎来新的强国盛世，重获中国古代史上曾经拥有的光辉，意气风发地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之路前进。
构建美好和平、共同繁荣的新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说，美国很少有人了解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感到失望。今天，美国正在加大力度遏制中国在芯片等尖端技术和全球金融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基于当今世界格局和时代背景，您对于国家间竞争与合作有何看法？
萨克斯：的确，你提到的这些都是事实。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器，中国的强大被视为美国全球优势的威胁，美国政客们为此感到担忧与恐慌，并通过部署贸易、技术和金融壁垒等单边措施试图阻碍中国的崛起。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倾向依旧是防御性和进攻性的，这无疑是一项糟糕而危险的政策。我想告诉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不应以“全球统治”为目标，而应以相互理解和合作共赢为目标。在我看来，任何关乎“例外”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长期以来，我一直主张基于外交而不是“例外论”的新美国外交政策，这一观点也在我于2018年出版的著作《新外交政策：超越美国例外主义》中得到强调。
我将当前存在的有关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理念总结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理念认为，一个大国或地区应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并以主宰国际权力为目标。自1800年以来，美国的执政精英们一直奉行这一价值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在2015年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撰写的一篇论文中写道，自建国以来，美国一直推行一项大战略，重点是维持和巩固其相对于来自其他大陆竞争对手的实力优势，首先是在北美大陆，然后是西半球，最后是全球。布莱克威尔认为，保持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应该是美国21世纪大战略的中心目标。
为此，二战以来，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家乐此不疲地通过多种以其他国家利益为牺牲品的方式实现美国的霸权野心——然而，这是一个不现实和不可取的目标，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产生主宰其他国家的信念，也不应该按照自身意愿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制定规则，这种信念与意愿背后反映了一种权力和傲慢的混合。2022年2月全面爆发的俄乌冲突可以视为这种权力与傲慢混合的产物，这场冲突在欧洲甚至世界各地造成了后果惨重的深重损失。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作为多边机构的坚定信仰者，我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我希望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由全球共同管理，而不是单方面由美国或北大西洋（西方）国家管理。美国声称要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但这一体系恰恰应当建立在全球共同谈判和商定的规则之上，建立在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制定的适用于各国的规则之上，而绝不是基于美国及其盟友单方面书写的规则。和平不应也无法通过“独霸全球”来实现，而应以真诚协商与友好对话为前提。事实上，一方面，大国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也越来越多。
第二种理念认为，各国应从西方主导的世界走向真正的全球共同繁荣。用联合国的话来说，就是“不让任何人掉队”。用中国的外交理念来说，就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胸怀包容他国，用“兼济天下”“和合大同”的文化观来看待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的前进方向。这需要改变外交思维方式，建立共同的道德规范和国际合作机构。从这一点而言，中国近三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正当其时，可以与“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一道，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发挥协同效应。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中共二十大报告，其中有许多内容呼吁中国采取措施实现全球共同繁荣，包括呼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另外，中国利用其古老的文化遗产来帮助应对21世纪的全球挑战，并在相互尊重文化、传统和智慧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合作。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想法都是非常有建设性的。
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极端贫困、核裁军、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共同的全球威胁，合作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紧迫而重要。当前的世界给了中国一个历史性的新机遇，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一道，为构建一个美好和平、共同繁荣的新世界作出积极贡献。在这个新世界里，国与国之间始终相互尊重、善待彼此，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或集团的独霸。
60年前，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发表了著名的和平演讲，呼吁全世界团结一致，实现和平。这是一篇精彩的演讲，在今天依旧意义重大。我十分喜欢肯尼迪演讲中的几句至理名言，并在此引用作为结束语：我们不能对彼此的分歧视而不见，但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利益上，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共同利益来消除分歧，即使我们现在解决不了这些分歧，也至少可以以多样化的名义让世界变得安全。因为，归根结底，人类最基本的共同联系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都珍惜孩子们的未来，我们都是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