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适应现阶段城乡发展的新趋势，广大乡村干部亟须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和乡村治理能力。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应当因地制宜，加强政治引领和资源支撑，达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扶持人才的目的。乡村振兴的基层带头人是村支书和第一书记，乡村振兴的组织者和服务者主要是地方政府人员。聚焦广大乡村干部学历和能力提升，可以进一步考虑从教育供给侧发力——借助高校力量，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引导教育部门对接乡村干部实际需求，组织社会各部门聚焦乡村干部协同培养，激发乡村振兴内生活力。
发挥高校力量，贯通职前职后教育，提升乡村人才培养质量。长期以来，农村因为缺乏政策和资源，加之教育信息匮乏，求学跑道单一，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高，农村学生职业规划、职后进修的发展路径受限，工学矛盾较为突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事业，离不开扎根一线的专业人才，专业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高质量的教育支撑，因此，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要根据自身办学特点，研究关注农村基层治理人才的培养机制构建，发挥高校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专长，把乡村扶智与扶贫、发展经济结合在一起，努力改变农村高等教育、终身教育发展落后的现状，给基层人才提供更多素质提升机会。如北京大学的“乡村振兴千万带头人培养计划”、清华大学的“乡村振兴工作站”、 华东师范大学的“繁星计划”、江苏开放大学的“村（社区）干部学历素质提升工程”等，都是在国家整体战略部署下，高校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自主创新的教育帮扶服务，旨在把优质的教育资源、便捷的教育服务，化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效的助推力量。
通过数字赋能，对接基层需求，缩小城乡资源差距。“十三五”期间，我国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互联网已成为广泛应用的城乡基本生活设施。这为现代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基本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以往，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公共服务落后是城乡差距的最直观表现之一。城市天然具有教育资源集聚和发展规模效应，虹吸了大部分财政资源、人才资源、基础设施等。因此，促进优势资源共享，短板弱项互补，就需要把地方所需和高校所能结合起来，要重视乡村层面的教育平台硬件和软件建设，硬件上加强数字化教学的基础设施建设，软件上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移动终端教学支持服务。通过数字赋能，缩小城乡资源差距，使城乡教育供给尽量达到“类型不同，质量相同”的目标。把教育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行乡村统筹，通过“数字化+教育”技术手段构建供需平台，使教育服务供给侧与需求侧精准匹配；推动优质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延伸到“最后一公里”，延伸到每一个终端个体，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面、不同场景的多元化需求。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重点研究基层实践中精准有效、务实便利的人才培养模式，以更好满足乡村干部多层次、差异化的教育需求。
突出政治引领，多方协同培养，汇聚整体合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应当研判把握后脱贫攻坚时期的形势和特点，在接续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突出政治引领作用。各地应建立决策部署、推动落实、监督问责的组织领导体系，立足教育振兴乡村根本任务，顺应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完善多方协同的人才培养格局。在乡村振兴共同体中，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社会团体等不同主体，应思考如何制定并实施教育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乡村干部个人之间的共性满足、差异化供给，以及更长远的战略性城乡教育规划。特别是重点关注如何构建基层人才协同培养机制，转变“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社会组织有限参与、服务对象被动接受”的传统模式，将自上而下的资源和任务，与自下而上的教育需求衔接好，通过建立城乡、区域、校地之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不断为乡村输送、培养专业人才，实现城乡教育要素的优化组合。多方汇聚整体合力，为城市和乡村建立有效连接，形成人才、信息、资金汇聚的良性循环，探索服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新模式。让乡村干部安心工作在基层一线，“引领一方、带动一片”，推动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最终目标。在乡村层面，一方面，坚持选优配强，优化乡村干部选拔机制，保障高学历群体、青年群体在村“两委”班子中占有一定比例，积极发展优秀青年党员干部，构建合理的工资待遇和晋升体系，提升人才培养的回报率；另一方面，健全村干部成长长效机制，支持返乡大学生群体、终身学习带头人等参与村委会选举，吸纳优秀人才参加村民会议、村民议事会等，完善乡村管理服务、评价考核、流动竞争等制度机制，增强乡村干部的认同感、归属感， 激发他们实现自我、奉献社会的内生动力。
教育在乡村振兴中要充分发挥立德树人的功能，就应当根据乡村人才振兴的新要求，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新的手段。各层次、各类型的高校在推动乡村社会形态变革和文明进步的同时，也有利于提高自身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能力，促进教育事业的全面进步。
（作者单位：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协同创新基地、江苏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