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向往田野，因为田野不仅是学术发现之旅的起始，还是留刻自己足迹的所在。就此而言，不断返回田野就是不断回到起始之地，不断刻烙自己的痕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重返田野是人类学家的本性使然，是学术激情的自然流淌。
民国时期的豫北匪患是一个学术力量投入较少但富有争议的议题。博士论文《寨墙内外——豫北匪患研究》虽然完成于2008年，不过在匪患的再解释或深描力度上却仍有较大空间。博士论文的写作框架有一个重要缺陷，即将匪患聚焦到具体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关注其身份认同与合法化，以及身份认同在不同阶段的变化。由于倚重人物行动、心理，倚重富有传奇色彩的口述史，因此人物研究在事件、情节中具有文学化的小说叙事特点。若干年后再看，这一民国时期豫北匪患题材引发我强烈不满的是政治经济基础的薄弱——它仅仅是作为书稿第一章的背景来切入。我该如何突破小说体传记更加富有戏剧张力的文学叙事，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趟出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路子来？
2022年春重访田野，既有偶然，也有必然。再重温，已是中年。当年80多岁的田野报道人已经90多岁，记忆出现断层，当年还能找到的亲历者相继离开，70岁以上高龄的田野报道人的口述史又有了一个断层。回乡不久，所居城市疫情加重，这让我有充足的时间查找文献、补充档案，在复杂的心情中补写、重写当年不尽如人意的书稿。
2022年3月，为了调查共产党员常存仁抗日战争时期在崇义村组织读书会的情况，我去村里访谈了一位嫁到常氏家族的87岁的老太太，她讲述了民国时期安阳河航运的盛况。其中安阳河流经崇义形成一个热闹的码头，常氏兄弟五人在河边因为开粉坊而改善了给大地主“看觅汉”（即贫雇农）的生计窘况。在她的讲述中，一幅由安阳航运拉开的沉寂已久的豫北政治经济画卷在我的脑子中忽然鲜活起来，我仿佛听到工人在码头卸载、装运重达一百多斤的棉花包、煤炭和粮食，船夫弓着身子在岸边拉纤而让笨重的航船缓缓前行的嘈杂声音。一瞬间，我似乎有了想要追求的政治经济调查方向。从航运切入，一个由棉花、煤炭和烟土交织而成的市场体系构成了滋生匪患，同时也深受匪患滋扰的政治经济环境。沿着这一方向，我试图将匪患嵌入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形成的市场体系，从而探索豫北匪患与生态、革命、资本主义、乡村暴力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复杂政治经济条件。
为了了解同一时期王汉华等中共地下党人在家乡开展地下读书会的情况，我去了瓦亭村。从村民那了解到，西瓦亭附近有大庙，俗称高庙台，王汉华等人在那里教书。走访高庙台，庙里有两个看门的老婆婆，她们告诉我，高庙的名气比凤凰山都大。凤凰山是大寒的庙，是李台的家乡。这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十多年前，我跑到大寒寻访李台的身世、事迹和传说。当即开动电动车，向大寒方向驶去。及至来到凤凰山，我才意识到，原来它就是早年我寻访过的大寒宫。但是我对庙宇丝毫没有印象，不过碑文却是田野重访的标记。当庙祝不耐烦地对我说，“你想了解李台，门外有一块碑”，我还晕乎乎地找了一圈说没找到，无奈他只好把我带到碑前。原来是躺在地上、只露出正面“乡闾保障”四个大字的一块石碑。我顿时哑然。2007年它是如此，十多年过去，还是如此与它重逢。回看书稿，赫然记录有石碑背面刻写的李台事迹的碑文。记忆中的画面浮现：恍惚记得当时村民看我心诚，说“背面还有字”，合力将石碑扶起，我才得以抄录这段完整的有若干字残缺的“盖棺定论”。这时，我发现旁边还立有安置石碑的一块石础，调查当初却丝毫没有留意。这种感觉“对了”，我研究的匪患历史是无论安放在哪个位置都略显突兀和困窘的境地，它介于官修历史和野史之间，介于民间传说、口述史和档案文献之间，我需要在党史、口述史、传说和档案文献以及建筑等实物考古之间，修复杂乱线索可能带来的真实性。有关真实性的修复，我失去了青年时期对后现代主义的迷恋，更多地从由棉花、煤炭和烟土构成的物质世界感知到粗糙的质感，或许是这种质感构成了重写匪患的冲动与驱动力。口述史记录的小农生计贫穷比我的想象要更为残酷，而报纸、期刊等“时事”资料再现了早期民族工业的艰难处境，对发生在老城的若干历史事件进行现场勘查和刑侦探测，弥补了民间传说的不可靠性，也消弭了小说的传奇性。
及至完成这一工作，我才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和生态人类学对我的影响发生了作用，我所说的近似冲动和驱动力的物质世界的质感，实际上是理论层面上的震动，它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思想中，转化为“可见”的处理材料矛盾与联系的写作活动。基于乡村暴力和乡村破产的协同破坏作用，我对生态因素有了自己的判断：在畸形的工业环境和放任的地方政府管治下，由于乡村在商品经济中处于被掠夺和被侵蚀的位置，在同等贫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脆弱的生态环境构成滋生匪患的诱发条件，其中生态脆弱的农业聚落更容易成为匪患的滋生地。不知从何时开始，人类学对物的研究愈来愈具有世界想象意味，还带有“风花雪月诗酒花”的浪漫主义情怀。这当然是一种物的研究旨趣，与此相较，由棉花拉动的裕大花行、广益纱厂、打包厂以及煤炭拉动的六河沟煤矿和周围分布的小煤矿，并由此延伸出大和恒面粉厂、打蛋厂等食品工业，关系到普通人家的棉衣、燃料和口粮，让大麦和小麦各自的成熟期和棉花与菜籽、芝麻等油料作物“套种”等常识转变为一个迫切的生存问题。后现代主义聚焦的修辞与表征“有什么好玩的（what fun）”？我想起来2019年春节，葛希芝（Hill Gates）教授在加州她自建的农场木阁的厨房里，拿着后现代主义的一本批判性著作，坚定地对我说。直到2022年初夏，我才将这一朴素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转化为写作源泉。
随着现实世界愈来愈显现出工厂劳动条件、棉花品种良劣和矿井工种差别等技术与自然融合的粗粝界面，劳资矛盾推动工运风起云涌，烟土和毒品的泛滥模糊了士绅群体与不稳定阶级的界限，乡村武装地主和聚集老城高门深宅的贵胄富户遥相呼应，工业世界的嘈杂声夹杂着烟土刺激下中小地主的破产和大毒枭的武装贩毒，日本浪人的身影如同幽灵一般构成被失业、生产停滞、罢工和匪患侵扰的南京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十年”隐隐的威胁。一个地方与更大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市场体系既积累财富，也遍布暴力，更无法阻挡战争的步伐。直奉战争落下帷幕，随着伪满加快了实施向内地输入毒品的“毒化”政策，在南京国民政府无力解决乡村破产、民族工业债务以及无法实现彻底禁毒等根本前提下，豫北匪患只是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飘摇信号。
时隔十余年，伫立在大寒宫门外，恍惚记起村民合力将躺在地上的石碑立起的画面，内心深处紧闭的柴门忽地打开，鬼使神差地，我转身走来。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