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是国际国内新形势下的学术自觉，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指向，业已成为学术界积极探讨的重大课题。中国语言学的三大体系建设，也急需在新形势下审时度势、擘画未来。

　　在学科体系建设上，主要还是如何把语言学增设为一级学科甚至独立为一个学科门类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也是多年来语言学界一直在努力攻坚的工程。语言学与文学的差异，并不比哲学与政治学或者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差异更小。《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将中国语言与外国语言分开的设置，以及分散在民族学、信息科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门类中的状态，也给语言学的整合性、融合性发展设置了障碍。尤其是在以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科技等为标志的新一波科技革命的当下，语言学在各个维度都有发挥作用的区间，更是凸显了语言学区别于文学的一些基本特质。历史问题，需要历史地解决。时代的发展需要语言学提供更前沿、更优质、更精准的知识供给，将语言学设置为一级学科就是实现语言学供给侧改革应采取的重要举措。当然，虽然有时代和学科的强烈需求，但是现实往往是冰冷甚至残酷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一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语言学需抓住时代机遇，进一步增强自身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广度和力度；二是全面系统了解国际上其他国家语言学科设置的具体情形；三是着眼学科门类前沿，可以在一些新兴学科门类上探讨如何产生新突破，比如交叉学科。当然，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并非终极目的，学科体系的优化是为了使语言学在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等诸多方面能发挥特长、起到更大作用。

　　在学术体系建设上，主要涉及学术培养、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三个方面。在语言学学术培养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建立起了从本科到研究生以及继续教育的较为完备的培养体系，在平台建设、人才选拔、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成绩考核等方面都建立了较好的体制机制。随着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扩容，以及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位和翻译专业学位培养单位的增加，语言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课程设置上并未贴合时代需求，“碎片化”“区隔化”问题比较严重，有必要在语言学课程体系中加大大数据和计算、政治经济学、新科技、伦理学等跨学科的比例；在人才选拔上激发并吸引跨学科学生的加入；不能故步自封、孤芳自赏，要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国际交流，了解国际学界的前沿研究领域、理论和方法等。在语言学学术研究方面，目前由高校、科研院所、学会、出版机构等构成的学术平台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丰硕，比如在“十三五”时期每年出版的语言学研究著作均在160部以上，相关课题的设置、申报与获批较为稳定，国际交流日益扩大，尤其是留学归国的研究人员日益增多、国际学界刊发或出版中国学者成果数量在稳步增加。与此同时，因为学科设置上的区隔而带来的研究队伍的分散，不同学科的语言研究者缺乏交流和思想碰撞，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创新和发展；研究成果数量虽多，但是在学术创新性、理论提升、问题的问题化、基础问题的探究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新文科和交叉学科的不断发展，也为语言学拓宽研究视野、增强创新力度提供了契机；面对国际国内日益复杂的形势，语言学研究的学术穿透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也亟待提高；另外，解决求真务实的学风问题也需要学术伦理的提高。在语言学学术评价方面，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学术机构等搭建了多元的学术评价平台，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评价规范和评选机制，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如学界尚未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氛围，书评乏善可陈、缺乏力度和深度；过于注重数量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质量，尤其是高校科研院所等在职称评聘中如何“破五唯”，让真正有识之士得到应得之号，目前来看还处在艰难探索中。

　　在话语体系建设上，主要是放眼全球、立足中国，提出新概念、新术语、新理论、新思想，建构起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一百多年来，中国语言学一直处于西方的“学徒”或者说“跟跑者”的状态。世界格局的变迁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呼唤中国语言学由“学徒”向“同学”甚或“师傅”、由“跟跑者”向“并跑者”甚或“领跑者”的角色转变，急需学界的历史自觉和学术自信。近些年，中国语言学界在语法研究、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民族语言研究、语言社会研究等多个面向都出现了本源回归的走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提倡跳出西方理论和话语体系，基于中国语言事实和中国语言国情来创设术语、重新描写，摆脱印欧语眼光的理念深入人心。比如语法研究方面，沈家煊提出了“名动包含”模式、“对言语法”体系、汉语是“用法包含语法，语法属于用法”等理论创见；语言社会研究方面，以李宇明为代表的“语言生活派”已发展成为与国际上的“语言管理”学派、“语言政治”学派、“语言民族志”学派并驾齐驱的研究流派。未来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的完善，需要注重中文的学术话语权，提倡中文首发或者中英文同发；既要学习借鉴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不能简单照搬照抄它们的概念、理论和思想，需要根据中国国情构建中国语言学自己的科学话语体系；继承古代中国语言学的优秀思想和资源，加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思想的现代性转化；提升理论化意识，增强概念提出、话题设置和理论概括的能力。

　　今天距离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180多年，中国语言学从《马氏文通》开始的现代化征程也已经走过了近125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宏阔而有特色的实践创新。这些变革和实践，也正在为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中国语言学肩负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三大体系”建设时不我待。放眼世界、立足中国，把握大势、战略筹划，期待中国语言学走好新时代的创新之路，为人类的知识大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语言之力。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2021年度省部级重大项目“我国语言文字治理体系现状及创新研究”（ZDA14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语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