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当前人类学的学科发展现状，无论是在文明与社会结构的比较方面，还是在更新认识视角和思想路径方面，中国人类学都表现出更为详细、深入的批评能力。在对文明、国家、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相关研究领域的探索中，新时代的中国人类学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学科使命。
人类学在中国担负着与西方人类学不同的任务，从20世纪上半叶至今，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域包括：关于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认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路径的讨论、对中华民族及其内在结构的民族理论建构、对海外社会的比较研究等。尽管西方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碎片化趋势对当前的中国人类学有所影响，但在重归基本问题的讨论时，学界仍旧取得了不少新的理论进展。这些理论进展与重新反思既有人类学理论的努力密切相关，对摆脱西方中心论、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事业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以社会科学为支撑形成国家间有效对话的需求日益迫切。有效的国际对话既涉及对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的认识，更包含了中国对自身和世界的清晰表述，例如“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表述内容是人类学正在承担的重要研究课题。
2020年恰逢多位重要的中外人类学家诞辰或逝世纪念之年，借此契机举办的学术纪念活动和发表的期刊文章，集中体现了近年来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本文仅就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做挂一漏万的概述。
文明与国家：古典学的回归与印欧社会比较研究
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导致人类学以国族为单位的研究趋势盛行已久，王铭铭则提倡一项称为“文明人类学”的研究。他认为，从文明体而非西方式民族国家的角度理解中国才是更恰当的认识中国的途径，因此要借鉴古典学的相关研究，将文明体视为“超社会体系”，以考察“广义人文关系”的民族志拓展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的“学术传统的孕育和涵化：葛兰言的学术世界”系列论坛中，王铭铭组织多位学者就华夏、印欧、古希腊文明展开比较，并提出对道德人格模范的重视是中国文明区别于以宗教和法律为核心的欧洲文明的主要特征。“文明人类学”对解决西方理性主义文明论和极端国族主义文化论的对立所带来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学对人类社会早期国家形成机制的研究丰富了学界对国家形态的理解，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中，萨林斯的“陌生人—王”理论对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来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理论范式挑战它的地位。2020年第九届社会理论工作坊的“制度、仪式与神话：皇（王）权的古典理论”专题，内容涉及西汉和清朝的皇权、吐蕃王权、古希伯来王权以及《尚书·尧典》篇和《尚书·金滕》篇的研究，建立起中国王权、印欧式王权和古希伯来王权的类型学，并对上古、中古和近古时代中国王（皇）权内在结构的变化做了充分讨论。梁永佳通过《老子》中的“贵货”和“不积”两个概念重新将特罗布里恩德的库拉社会解读为“小国寡民”的非文明状态，阐释了“圣人”的“不贵货不积”与“老人”的“贵货不积”作为排斥等级制发生与抑制权力演化的两种社会学机制。张亚辉对莫斯“礼物”理论的再分析强调，部落社会头人之间建立的契约联盟是自然法的社会基础，武士通过礼物构建的契约在罗马债法中得到体现，走出现代社会道德困境的希望或可寄托于对日耳曼法精神的继承。
新时代的新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是费孝通提出的理解中国的民族关系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在民族问题层面带来的影响，驱动人类学者对“民族主义”做出回应，推进对“民族共同体”的学术研究。在中华民族的理论表述方面，杨建新认为，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共同体，中华民族的稳定性结构、多元性多样性结构、同质性一体性结构和自调自保性结构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关凯强调，中华文明以“天下观”为中心的政治哲学对论述和实践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政治的一体性两种特征的结合提供了思想资源；张亚辉指出，中华民族是由王权确定的法权主体和Ethnos过程形成的族团两个层面构成的。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徐杰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力论、中国历史的政治遗产“大一统”理念和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支撑。何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提出民族研究要实现从本质论到实践论、从实在主义到关系主义的转变，重构中国民族学的知识体系。石硕认为，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根基，人类学的文化研究担负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使命与责任。纳日碧力戈认为，除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政治制度之外，铸牢共同体意识还需伦理担当、美学感召和意志推动。关于民族主义，范可认为它最初与一定历史时期民族意识的觉醒有关，并非一直代表着排外倾向，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叙事与认同并非全无积极意义。
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对话与中国现代化方案
费孝通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与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的对话是当前中国经济人类学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杨清媚认为，费孝通所主持的系列研究意在解决村落与世界体系的并接问题，主要着力点是经济实践、社会组织和社会心态三个方面，对现代市场下社会处境的理解的差异成为费孝通与托尼对话的基础。费孝通所规划的以乡土工业为基础的中国现代化转型道路包含了这样的社会关怀，即中国既要警惕大工业可能带来的社会解体的危险，又要发展新的社会组织，实现人的精神世界的现代化。张亚辉提出，中国长久处于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促使托尼提出效仿荷兰和英国的园艺改革方案，而费孝通则出于对现代市场对中国沿海农村影响的敏感而提出以“原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为参考的乡土工业化方案。
世界性社会中的海外民族志定位与规范
近十多年来，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推动海外民族志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海外民族志的学术成果积累渐成规模。高丙中借用费孝通的“世界性社会”来指涉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局面，强调海外民族志的知识生产在“世界人类学群”中确立表述主体的重要性，他将人类学作为联结世界的知识工程的“基础设施”，主张人类学应该在中国深度介入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包智明则将海外民族志界定为“中国人类学对于海外社会文化进行的规范的民族志研究及其成果”。龚浩群认为在海外民族志研究中，“他者”不能作为单一的对象，而应将其作为方法，突出文明与他者之间的转化机制。基于海外民族志的研究经验，阶段性的总结人类学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的《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2.0版）》已经拟定并发表。
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中国回应
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是当前在西方人类学和中国人类学中得到热烈讨论的一个现象，其目的是超越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论。2009年在巴黎举办的题为“视角主义与泛灵论”的一场辩论可以视为这一人类学新思潮的标志性事件，辩论的双方是法国的德斯科拉教授和巴西的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教授，前者提出了万物有灵论、自然主义、图腾论与类比论等四种关于自然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本体论类型，后者则主张视角主义（万物有灵论）是一种系统的哲学，不同的自然共享同一种文化。王铭铭认为，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民族志的“知识论转向”对民族志知识的权力本质反思之后，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不同民族志传统区域的书写促成了“新本体论的回归”，其重点是“对象世界”的本体论阐述。朱晓阳提出，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产生了“非认识论的（即本体论的）相对主义”视角，在“地势学”的讨论中，他主张引入“栖息视角”和“彻底解释”作为理解地势学的方法论途径。
文化与本体论转向视角中的灾难人类学
汶川地震之后的十多年来，中国人类学尝试以本学科视角对灾难做出回应，不断探索研究灾难的理论与方法。截至目前，学界已举办多场灾难人类学学术研讨会。纳日碧力戈总结了灾难人类学的四种研究取向，即考古和历史取向、政治—生态取向、应用取向、社会—文化及行为取向。李永祥指出，灾害不仅是一种自然事件，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事件，灾难人类学的核心是对灾害进行文化建构。张原和汤芸主张灾难研究依托于本体论转向，将灾难置于生活整体中进行考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与历史实践进行反思。
总结当前人类学的学科发展现状，无论是在文明与社会结构的比较方面，还是在更新认识视角和思想路径方面，中国人类学都表现出更为详细、深入的批评能力。在对文明、国家、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相关研究领域的探索中，新时代的中国人类学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学科使命。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