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生命力仰赖于建立多重开放的良性知识循环。首先是在实践与认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经验研究与基础理论之间形成递归往复的循环，其次是在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地方性与全球化知识生产之间形成交流碰撞、互动反馈的循环。一旦上述循环过程中发生某些“脱节”或存在“壁垒”，就会导致知识生产在局部范围内封闭运行而出现偏差或“锁定”，形成阻碍知识创新的种种“内循环”。
一是“削足适履式”内循环，即在研究环节上与经验世界相脱离而形成的自我封闭。由于主导性理论、研究定式以及特定方法的惯性作用，研究者容易先入为主地对某些经验事实视而不见或者忽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其问题意识、研究预设、解释概念、检验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筛选、遮蔽甚至禁锢，阻碍了真问题提出和新思想形成。早在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严厉批评了“言必称希腊”、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继而又以《矛盾论》和《实践论》在哲学层面对事物发展及认识规律加以揭示。除了研究者自身因素导致脱离生活实际之外，我们还应追问某种研究定式或理论假设是如何在学术共同体内确立其合法性或权威性，被研究的“客体”又是如何通过各种形式的对话或辩论参与到研究之中。
二是“领地割据式”内循环，即学科之间或其内部存在的壁垒导致专业知识封闭积累。专业化和制度化是现代知识分工和理性化趋势的必然结果，亦是各学科所采取的生存策略，但这也造成了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有机联系世界的人为分割裁剪。生活世界中复杂联系的多维问题，难以通过“盲人摸象”般的单向度视角得到有效解释。以现代城市贫富居住隔离问题为例，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不仅被地方性力量所形塑，也为遥远的流动性力量（如资本和观念）所影响，涉及历史、空间、权力、文化、阶层、族群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其实，不仅学科之间因认识论立场差异和专业化既得利益而存在学术“领地化”问题，即便在学科内部不同分支领域甚至具体议题上也存在画地为牢的问题。有些学术“小圈子”建立起不容他人觊觎染指的“自家后院”，知识同构性强、利益关联度高、学术批判力弱、“信息茧房”问题突出，造成了知识生产在小范围“同温层”内封闭循环。
三是“路径依赖式”内循环，指体制内某些科研机制的不断自我片面强化形成阻碍新知识新思想产生的路径依赖。此种内循环与不合理的学术评价、议题设置以及人才激励等机制密切相关。例如，自上而下的科研“项目制”盛行，导致一些热门领域和时髦概念过度占用学术资源和学者注意力，知识却在低水平上重复生产。功利化导向的激励机制诱使部分学者忙于短期经验对策研究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或贬低“无用之用”的纯粹兴趣研究。一味追求数量指标的形式主义评价机制导致看似“绚烂”的学术泡沫掩盖了理论深度的贫瘠。与之伴随的是，有些学者既怯于或无意开展必要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也不能正确区分并处理好政策与学术的关系，使学术创新受困于内外束缚，独立思考泯然于日常无形。
四是“自我屏蔽式”内循环，指故步自封的本土化研究导致国内外学术交流上的障碍，抑制了知识传播和思想激荡。华勒斯坦等学者在《开放社会科学》中指出，“重建社会科学的任务必须是通过来自于一切不同的地区持有一切不同的观点的学者的互动而提出的；而且，这种世界范围的互动还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是一种与外部几乎隔绝交流状态下的“内循环”或“不循环”，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更经历了成建制被取消的曲折弯路，教训深刻。改革开放至今，哲学社会科学获得“跨越式”长远发展，经历了从全盘“引进来”到逐渐“走出去”的重要转变，知识创新和文化自觉也不断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当下社会科学对本土化的关注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学术领域的一种“回声”。但在追求文化自觉和学术主体性的努力中，也存在一些值得警惕的倾向和趋势，片面强调“向内看”容易割裂学术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辩证联系，把“开门搞研究”异化成闭门造车的“内循环”。倘若缺乏严谨系统比较而把某些特殊因素泛化夸大或者基础尚不牢固就急于另起炉灶，既无益于建立真正的学术主体性，也难以让本土性成果通过与国际知识界的对话讨论而获得更强的公共性和更久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对于国际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无疑要提高学术鉴别力和政治判断力（如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但对于从启蒙运动以来所发展出的现代学术传统和概念生态体系也应有足够充分的理解和掌握。
倘若上述几种学术“内循环”在现实中真实存在，又该如何走出去呢？
一是处理好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保持学者与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反身（思）性”或“自反性”（reflexivity）被视为现代性的内在特征，社会的构成并非先验的，而是在日常实践与对其认知阐释的递归循环中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学知识螺旋式进出于社会生活的世界之中”（吉登斯语），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深地“镶嵌”在这种反思性现代性中。扎根社会生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仅能促进知识的再生产，同时也再生产出知识分子自身。海外华人学者项飙提出“把自己作为方法”，以兼具实证性和伦理取向的“作为态度的乡绅”为中介来沟通“小世界”与“大体制”的断裂。这种努力力图跳出把普通人仅仅当作研究客体并保持研究“中立性”的窠臼，同时也内在响应了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以及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
二是处理好术业专攻与跨界研究的关系，推动开放式社会科学研究。华勒斯坦指出，政治、经济、社会（或社会文化）是人为分离的三大“假想的自律领域”，必须将它们充分开放出来以重构社会科学。以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或地区/区域研究（area/regional studies）为例，不少国际著名高校往往成立跨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人文学科甚至部分自然科学学科）的学术机构开展综合研究并培养人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重要刊物也有意识忽略既有学科界限，不同学科在关注议题、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型等方面也不断相互渗透、彼此借鉴。
三是处理好“有用”与“无用”、“质”与“量”的关系，改革阻碍学术创新的不合理体制机制。没有宽松的学术讨论环境、严格的学术规范标准、科学的成果评价制度、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等条件，构建开放畅通的知识循环就无从谈起。国内有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率先尝试建立职称评定和学术评价的代表作制度，这有助于鼓励学者潜心打磨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有些则改变过去课题申请、出访交流、成果评奖等学术资源分配中论资排辈的现象，对中青年学者给予更多支持；还有不少在人才招聘中对自身培养的研究生做出严格限制，防止“近亲繁殖”带来学术腐败和“圈内循环”。
四是处理好“本土化”和“走出去”的关系，实现“立足本国实际”与“开门搞研究”的相互促进。只有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自身和外部世界。学术“本土化”与“走出去”之间紧密联系并互促发展。70多年前，正是通过对比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的基本差异，费孝通创造了“差序格局”这一标识性概念，并以此来刻画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群己、公私关系的特质。《江村经济》一书更是成为运用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方法推动社区研究本土化的学术经典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乡土中国》亦是面向大众深入浅出地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然”的传世佳作。在某种意义上讲，学术“本土化”的目的之一正在于促进知识生产突破“自说自话、自产自销”的困境而真正“走出去”，成为国际知识界的公共产品。进而言之，社会科学“走出去”还意味着不再仅仅以西方理论为师或奉之为圭臬，而要在更为广阔的时空经纬之中去开拓多样的研究对象和议题，去发现复数的“现代性”，实现原创性知识生产的“中国制造”。
如果说实践与认知、特殊与普遍、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这些充满张力的范畴对于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与具体研究而言至关重要，那么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自身发展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