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推陈出新，即提出新问题、探索新方法、发现新现象、形成新知识。然而，既往研究经历告诉我们，“求新”是很难的，分析和讨论常常中规中矩地遵循“提出问题—形成假设—设计方案—收集资料—提炼概括—回答问题”的“科学环”，陷入一种研究问题、分析工具、实证资料和专业知识不断进行自我再生产的“内循环”之中。其原因何在？基于自身研究体验来探究个中缘由，我们或许可以发现“科学环”与经验世界的四重脱节。
第一是提出问题的环节。部分研究者习惯于从自身的关注点出发，提出自认为重要的问题；或者基于专业领域的讨论，提出在学理上有价值、在应然层面值得坚持的问题。久而久之，这些问题形成了一个代表着学术正道方向的“问题库”，主流的研究都被禁锢在这个选题的“内循环”里面。事实上，由于自身的教育背景、从业经历、劳动性质、社会位置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独特性，学人自认为重要的问题难免存在主观臆断或一厢情愿的风险。比如我们早先接触“农民工”这个群体，会觉得“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险”是不言自明的研究主题，因为规范、权益、平等都很重要，是相关研究中尤其强调的部分，便认为这些是“应该做的”，做不出新意来也要硬着头皮学着做。到后来了解得略多，便发现在跨行业、跨地区频繁流动的外来务工人员看来，社保缴纳常常是“抽象的权益”、难以兑现的空头存单，而拿到手里的、节省下来的才是提升生活质量的真金白银。类似地，我们曾认为这一群体放弃维权、仲裁、诉讼是一件很难解释的事情，后来发现维护合法权益的成本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承担的，尤其是时间成本，一些打工人必须立即寻找并投入下一份工作中才能延续生计。于是这些年我们不再远远地观看作为“劳动者”的研究对象，而是关注“家计中的人”，近距离地观察各行业中的务工人员如何具有生活理性地“算账”并改善生计——这是从调查经验中看到的研究对象面临的真困难、真痛点，是他们真正在意的问题，也常常是研究者作为“局外人”不曾深耕过的新问题。
第二，如何确定研究假设，以及其中涉及的概念或变量？一种做法是从政策文件或既有文献中来，在借鉴、接续、重组和对话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研究的假设和变量选择。对政策脉络的把握和对前人研究的传承当然要有，但止步于此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即假设的提出或变量的选择容易陷入政策话语和既有模型的“内循环”之中。比如我们在做养老产业研究的时候，从政策文件中提炼出“机构养老占比”“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等指标，从既有文献中又看到“养老观念”“市场定价”“入住率”等变量，这些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只在这个范围内“打转转”，是很难触碰实际问题，更难做出新意的。通过实地调研，我们会发现一些养老产业高度依赖又不常被提及的变量：一是政府补贴及其落实情况，在一些地区的养老产业从业人员看来，有补贴尚可维持，无补贴则生存困难；二是医养结合的条件和养护能力，如医疗设施、医护团队配备等，实力强则有助于满足高端养老需求，实力弱则只能进行低水平重复建设且空置率高。此外，养老机构的位置选择是否临近原有的社区环境与生活网络、当地养老文化和风俗的特点都是不可回避的影响因素。凡此种种，都是从经验观察中得来的现象、指标、变量以及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初步假设，又指引研究者回到经验世界中，在更贴近真实的语境下，去收集那些真正有决定作用的资料，测量有现实影响力的变量。
第三，与研究假设和变量选择相关联的，资料收集的过程也常常受到外部条件和内在观念限制，从而导致研究过程的“内循环”。一方面，在无法开展新的数据采集的情况下，定量资料受限于既有的数据库，只能在给定的变量结构中进行选择、加工、重组，或者转化、替代、屈就，用某些单一的、线性的变量来测量综合性、立体性的概念，用某些外显的指标简单指代内隐的现象，由此带来的问题不仅是被困在有限的变量和数据中，无视新现象、缺乏新资料、回避新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研究方法中对于测量效度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质性研究容易受到“先见之明”或“有色眼镜”的禁锢，带着过于牢固的理论视角或结论预设去拣选资料。比如，我们如果带着“劳动控制”的强烈观念，很容易看到“凝视”“监禁”“牢笼”“规训”这些内容，并据此批判劳资关系。这虽然有助于延伸理论和反思现实，但忽略了劳动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错过了劳资双方动态的、潜隐的博弈关系，也无法真正理解劳动过程的内在逻辑和劳动者选择背后的综合考量。又如，我们带着寻找居民自治、多元共治的预期去观察社区，结果看到的都是我们想看到的、认为重要的内容，得出的结论也是预制好的。实际上，在社区的日常经验中，关键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至于“自治”“共治”还是“他治”，倒不是研究对象最在意的；而研究者对于“治理主体”的执念恰恰使其忽略了“治理过程”中更丰富、更创新的做法。从以上两方面的反思来看，从被动的既有数据分析转向主动驾驭的统计调查与数据采集，从狭窄的、服务于特定目标的现象拣选转向开阔的、不带价值预设的全面观察，是让“科学环”在资料收集环节回归经验世界的可行路径。
第四，在对资料分析结果进行解释，并对研究问题做出回答的时候，如果脱离调查经验，甚至不具备生活常识，就很难得出有效的结论。第一类表现是“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即在分析中看到了有可能导向新结论的异常结果，却因为缺乏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掌握，无法进行解释。这类表现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工具的循环”，就是停留在数据报告层面，把判断假设是否得到了证实作为研究的终点。比如我们在一份统计报告中看到乡村教师在入职几年后大量流失，但由于没有看到数据背后的抉择过程，而无法对流失率进行有效的解释；事实上，随着该群体的家庭生命周期逐渐来到需要考虑子女教育的阶段，离开乡村教育岗位就不再是个人职业问题，而是以子女为中心的家庭决策。第二类表现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解释”，即看到有挖掘潜力的现象或数据分析结果，在没有实证依据作为支撑的情况下，陷入一种“想象的循环”。比如我们在某企业调研时发现，新员工的平均收入要显著高于老员工，仅以此数据来看，或许会产生“新员工具有能力优势”“干劲儿十足”“贡献更大”“多劳多得”这样的臆断，而深入了解后才发现，“薪资倒挂”与能力和贡献无关，只是该企业进行了一项人事制度改革而造成的存在争议的结果。第三类表现是“过早使用理论的解释”，即面对初步发现，套用现有理论，进行过粗或过度的阐发，从而变成一种“概念的循环”。比如我们看到地方政府某基层部门的工作完成度相对较低，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求助于既有文献，发现可以套用“选择性关注”“控制权”“层级关系”等成熟理论来解释；而通过对该工作领域的历时性观察会发现，阶段性任务对人手的抽调、城市扩张的进程要求基层政府服务范围更大等原因，造成人员力量捉襟见肘——虽然这样的发现并没有成型的概念“好用”，但至少突破了原有理论的限制，具备了生产新知识的可能性。综合这三种情况来看，对异常事实的发掘与解释，对研究结论的提炼与概括，都需要在经验世界中寻找实证支持；如果只是呈现调查数据报告或者案例报告，而对研究结论所涉及的群体处境、家庭生命周期、城乡变革过程，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都缺乏必要的认识，那么，推进专业知识的进步与发展便无从谈起。
毋庸置疑，“科学环”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是发展成熟的研究路径，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只是基于有限的个人经验，对研究过程中可能造成“自以为是”“自问自答”“自说自话”“闭门造车”“刻舟求剑”“循环论证”的一些环节进行的局部反思。要避免“科学环”成为故步自封的闭环游戏，使用“科学环”的学者便需要“脱掉长衫”，回到研究对象的生活排序中去寻找真问题、新问题，回到社会现象发生与演进的过程中去探究新假设、新变量，回到自成体系的社会事实与经验世界中去获取新资料、新故事、新解释、新结论。
当然，回归经验世界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讨论研究的理论意义，在具体调研中发现不同于既有文献的时代特色、事件过程、创新做法，恰恰是更新理论背景、夯实理论基础、纠正理论方向、突破理论瓶颈、增强理论解释力和生命力的重要方式。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