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首先搭建起了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体架构的知识体系。然而，西方以外的世界，自有文明史以来，就有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和独具特色的知识体系。当前，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认识到，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无法代表人类知识与文明的全部面向，他们开始批判西方中心论，并消除相关思想理论在知识体系与学科研究中的影响和印记。

　　日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朗恪恬（Christian Langer）和奥地利科学院奥地利考古研究所博士后乌鲁斯·马蒂克（）在《考古学：世界考古会议杂志》（Archaeologies: Journal of the World Archaeological Congress）上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埃及学后殖民理论的核心概念与议题》（Postcolonial Theory in Egyptology: Key Concepts and Agendas）的论文。就埃及学的殖民渊源、以跨学科视角看待去殖民化、埃及学去殖民化的挑战等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文章的第一作者朗恪恬、美国杜克大学杰出教授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Mignolo）以及奥地利埃及学独立学者克劳斯·尤尔曼（Claus Jurman）。

　　西方文明的根基是殖民权力矩阵 

　　米尼奥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秘鲁社会学家阿尼巴·奎加诺（Aníbal Quijano）留下了宝贵的知识遗产，他提出了“殖民性”和“去殖民性”这两个关键概念。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也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历史是一种现代的、西方的、学科性的实践。历史学科的规范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阶段（14—16世纪），并在第二阶段（16—17世纪）确立了一种新的意义。在此时期，西方全球扩张的根基得以确立，而历史学科则进一步稳固了根基，通过确立欧洲历史中的主体、制度和语言表述的中心地位，将殖民国家的文明历史据为己有。西方国家这么做的手段主要有两种，首先，西方历史观将与西方文明平行共存的其他文明降格为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其次，西方历史学家自作主张地为其他文明编写历史，采用的是六种现代欧洲的语言，而这些语言都植根于两种语言学传统，即希腊语和拉丁语。非西方语言的叙事表达承载了非西方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却遭遇了西方历史的阻碍与否定。“历史”意味着“发生了的事件”和“发生了的事件的叙述”。西方历史营造了一种幻觉或信仰，将叙述与被叙述的事件画上了等号。

　　米尼奥罗说道，冷战期间的亚洲和非洲去殖民化运动，旨在赶走殖民者并建立主权国家。然而，每一场去殖民化最终的结果都会导向现代/殖民国家的建立，埃及也不例外。当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全球霸主地位时宣布了其政治和经济设计，即现代化与发展。现代化的叙事取代了英国所推崇的“进步”（progress）。总之，救赎、进步和现代化都是现代性修辞的历史表现，都是用于宣扬西方文明益处的修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亚非殖民地区土壤上形成的现代/殖民国家，最终都大体依赖西方文明的政治、经济和认知基础。奎加诺认为，西方文明的根本基础是殖民权力矩阵。这个概念从第三世界和去殖民性的视角看待1500年以来的世界秩序。

　　米尼奥罗表示，并非所有非西方国家都能拥有中国这样的主权决心（sovereign determination），许多国家宁愿停留在西方的现代化概念中。今天的埃及似乎摇摆不定，一只眼看向西亚，另一只眼看向欧美。最近，埃及申请成为金砖国家成员，这么看来似乎更倾向于西亚，并有可能追随中国式现代化模式。

　　埃及学的殖民性渊源 

　　朗恪恬告诉记者，埃及学起源于18世纪初，人们通常将埃及学的起源理想化地追溯到1798年的“拿破仑远征”。“远征”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是拿破仑试图征服当时还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并借此为接下来殖民非洲大陆打下基础。为借助古埃及历史将这场战争合法化，法国称伊斯兰切断了当代埃及与古埃及的辉煌历史，认为该由欧洲人来驱逐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帮助埃及重建昔日辉煌。当时的欧洲人认为，埃及曾经受到过希腊少数民族的统治，也曾属于罗马帝国，而由于欧洲自认为受到了古希腊与古罗马传统的影响，欧洲便将埃及也视作自己的渊源，假定其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朗恪恬认为，1798年法国侵略埃及与其他征服行为截然不同，当时与军队随行的还有法国学者，负责勘测埃及地理、绘制地图、记录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埃及文化遗产。这场“启蒙式的军事入侵”受到法国大革命理念的启发，该理念突出强调科学发现。这场学术考察催生了《埃及记述》的诞生，这几卷出版物为埃及学打下基础。入侵期间的法国人还发现了罗塞塔石碑，上面的碑文成为几十年后学界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自学界掌握阅读埃及文本的能力后，埃及学研究迅猛发展。然而，古埃及的知识长期掌握在欧洲人手中，最初由英法两国掌握，后来又有了普鲁士和意大利。19世纪末，美国也加入其中。开罗的埃及博物馆和埃及文物保护局也是应法国人要求建立的。欧洲学者常常利用古埃及的知识来印证《圣经》故事，或将古埃及人描述成“白人”以支撑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主义理论。然而，埃及本地学者却遭遇边缘化，早期阿拉伯人对古代遗迹的诠释也遭遇封锁。总之，埃及学起源于欧洲帝国主义，后来又被欧洲人操控用以支持其在东北非的政治目标。可以说，当前有关古埃及文明的知识以及催生古代研究资料的体制机制都是殖民野心的产物。

　　埃及学聚焦精英文化和高雅艺术，即所谓的“高级文化”，而相对较少地关注埃及社会的现实生活，即埃及的社会经济史。朗恪恬表示，现有的研究重点也反映了这一点。只要翻开埃及通俗历史就会发现，驱动埃及学发展的往往聚焦个体，例如，拿破仑带领军队进入埃及并发现墓穴和贵金属等。这样的内容虽然很有故事性，也更容易推广，但很难帮助我们真正了解古埃及社会。此外，电影、小说和绘画等流行文化作品也延续了有关埃及的殖民想象，因此，人们很容易将古埃及和埃及学与异国情调、神秘之地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去殖民化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古埃及社会，此外，去殖民化的埃及学将不再被用来合理化地解释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研究者可以通过引入非西方思维方式，为古埃及学的理论提供替代性解释；拓展埃及学的范围，使其不局限于研究古代历史，而更像地域研究的一种变体；研究古埃及文化在现代埃及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角色。遗憾的是，现有的相关学术研究过多地关注西方学者，忽视了包括欧亚大陆东部地区在内的学者。因此，有必要在时空上开放埃及学，摆脱其内在的西方中心主义。

　　判断埃及学去殖民化的程度 

　　尤尔曼对记者表示，去殖民化是一个饱含政治意味的议题。去殖民化不只是殖民地从殖民者手中取回政治自主权的过程，更是一个揭示并改变（前）殖民者与殖民地之间深层关系结构的过程。埃及学和许多历史学科一样，其在欧洲语境下的存在背景局限于殖民主义和帝国纷争。学界对古埃及法老王的浓厚兴趣与西方对埃及政治、经济、文化演变的介入息息相关，由此导致19、20世纪期间的埃及学研究议题紧密围绕统治与霸权论述，割裂了埃及这个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有关联的古代文明以及其后出现的一切事物。这些论述将赞颂法老历史的行为合理化，并将当代埃及单纯视为获取研究客体的渠道，而且往往通过开发利用的手段实现目的。虽然埃及也逐渐转向埃及学研究的主持者、研究目标和研究主体，但埃及学的“初始化设置”依然刻在基因里。因此，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为什么埃及学应该去殖民化，而在于这个目标能否真正实现。

　　朗恪恬表示，自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21世纪初以来，人们批判过去殖民化的做法。这些批判的声音主要来自英语文化圈，特别是英国。为什么这种观点会在过去20多年里逐渐出现？这可能与代际差异有关。每一代学者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同于前一代学者，新一代的英国埃及学者对埃及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联系有更高的认识，并希望通过反思过去的错误来确保当代埃及学不再重蹈覆辙。从那时起，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批判100—150年前的埃及学殖民实践。现如今，围绕这种主流观点为主题申请项目，也更容易获得资金。但这种现象也引发了一些同行的反对，他们指责这种做法无异于虚伪的洗白行为，是披着反殖民主义外衣继续进行与过去风格无异的研究。恐怕只有留心观察如今的埃及学家如何在埃及开展工作，或是有意识地搜寻殖民时期的叙事以及仍在持续的理论方法和假设时，可能才会发现问题所在。这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是，一些埃及学家开始研究过去的殖民实践如何持续影响当代埃及学，埃及学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和作用以及埃及学与埃及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化。

　　关于如何判断埃及学去殖民化的程度，朗恪恬表示，最简单直接的衡量方式是，从埃及当地人开始控制古埃及遗产并通过出版等途径生产相关知识起，埃及学的去殖民化就已完成。有人认为，埃及学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去殖民化，因为现在的埃及政府控制着谁能够进入埃及文化遗址。然而，实际上，传播古埃及知识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英语文化圈的手中，这与英语在全球学术出版行业的主导地位有关。美国学术机构和学术出版物的巨大影响力，直接导致某些学术观点可以得到反复印证，而使用阿拉伯语的学者却几乎没有机会在海外传播知识。此外，这种过于简单的判断方法忽略了一点，现存埃及学知识本身可能已经被殖民叙述污染，而埃及这个曾经被殖民过的国家可能会沿用前殖民者引入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现在的情况是，欧洲人将原有的殖民框架的控制权转交到了埃及精英阶层的手中，但这不意味着去殖民化已经完成。埃及的精英阶层沿用英法搭建的结构，并利用过去埃及法老时代的殖民叙事来巩固埃及民族主义和精英统治。

　　朗恪恬接着介绍了第二种更全面的判断方法，这种方法考虑到了知识结构的殖民化，并着眼于大规模去殖民化。一方面，要认识到仅仅将控制权转交给国家精英并不能清除殖民叙事。人们必须挑战并最终根除殖民者建立的制度性、认识论结构。另一方面，须考虑谁是去殖民化的受益者，谁又能积极构筑古埃及历史知识框架，并决定如何运用这些知识。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埃及学本身，也适用于其他社会。这不仅牵扯到地理上的不平等，还有社会内部、阶级间的不平等。去殖民化旨在解决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本质上的不公正、不平等关系，从而缔造正义与平等，这个过程同样适用于单个社会内部的关系。

　　循序渐进推动去殖民化进程 

　　尤尔曼表示，从认知方面来看，要想给埃及学去殖民化，不仅需要去除对东方主义的偏见及殖民主义对研究目标的歪曲呈现，还要重新审视该学科的认识框架。学界需要反思，埃及学的研究基础、动机和目标分别是什么。同时，还有必要审视当前的埃及学议题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其学科起源的影响，从而重作规划。从埃及学去殖民化过程的实际涵盖内容来看，主要聚焦两个方面：一是要探究埃及学的考古实践如何影响埃及利益相关方，尤其是毗邻考古遗址的当地群落，同时研究各级政府的政策对这些考古实践产生的影响；二是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等前提条件，以及在如今的埃及开展研究会带来什么后果。埃及学关涉复杂的社会实践，无法从埃及非学术语境和全球政治框架中完全剥离出来。

　　尤尔曼认为，包含埃及本国研究在内的埃及学研究，必须从整体上做出改变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门去殖民化的学科。然而，这种改变过程很可能是小幅且循序渐进的，整个过程会受到学术圈外部的影响，比如埃及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发展。由于埃及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的事业，未来的研究方法可能会大大增加，埃及学的学科身份也可能逐渐获得重新定义。既然多中心的埃及学研究必然存在，埃及学应该不断推动不同学术流派支持者开展对话。单纯用一种霸权主义代替另外一种霸权主义范式没有意义。

　　去殖民化的主体变成了公共领域中的政治社会，米尼奥罗表示，政治社会同时也包含学术界和博物馆的学者、策展人和艺术家，他们纷纷意识到其所在机构残存着现代/殖民的“幽灵”。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为这些机构解殖，因为这样做意味着继续保留这些具有殖民化倾向的机构，并再度陷入殖民性的陷阱。但是，在现代/殖民机构内进行去殖民化工作是可能的，也是紧迫和必要的。

　　朗恪恬认为，如果采用最简单的定义，埃及学可能已经实现了去殖民化。但从更全面的视角看，非殖民化的埃及学从未存在过。这两种衡量方法可被看作一个光谱的两端，用于衡量去殖民化过程的进度。当前的学科现状是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产物，且有可能扭曲古埃及社会的形象，即使是多极化的埃及学仍然可能沿用旧的殖民主义传统和轨迹。完成了去殖民化的埃及学意味着全球各地学者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更加平等、多样和包容的埃及学研究，并更关注埃及当地的知识、传统和观点。然而，仅仅实现多极化并不能确保埃及学的去殖民化。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对现有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和目标进行深入反思和改革。去殖民化的埃及学在多极世界中的未来图景究竟如何，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去殖民化，以及如何让埃及学适应正在发生的全球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