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科旨在解释国家间互动的各种现象、结果，尤其是那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如战争为什么反复出现、国际组织的形成与作用、联盟的建立与解体等。一般认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因为战争是冲突的极致，了解了战争的根源，便有可能通向合作与和平。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传统的历史研究、国际法研究、哲学研究都有所涉及，但直到一战后，国际关系才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和专门的学科。这是因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巨大伤亡和破坏，使得各国希望系统、科学地理解国家间冲突乃至战争的根源，从而提出可行的、科学的理论知识和解决方案。国际关系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基础之上。
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方向与范式
国际关系学科研究的对象其实涉及两个层次：国际结果和外交政策，从而导致它的理论化存在两个方向，即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关于国际关系领域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识。由于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主体，并且很大程度上垄断了暴力的使用，因此国际关系理论本质是国际政治理论，即分析各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和政治合作，并由此出发理解各种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从冲突与合作的维度来说，各国冲突到极致就可能发生战争，而合作到极致就可能出现一体化和完全的统一。国际关系理论解释的对象是国家间的互动及其结果，而这些互动的过程与结果都不取决于某一个国家的实力与政策。这就意味着，国际关系不等于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理论不等于外交政策理论。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更多是取决于一些结构性的因素，例如不同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管制作用、各国利益和政策的冲突性与一致性等。
外交政策理论一般指向的是某种外交政策为什么会出现。外交政策的发展变化，不仅受到国际体系的各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各国国内局势以及决策过程中权力博弈的影响。由于涉及两个层次，发展出来一种普遍适用的解释性外交政策理论就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大多是体系层次的结构性理论，而外交政策分析则倾向于结合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次。当然也有一些纯粹国际体系层次或者纯粹国内层次的外交政策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都属于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知识构建，只是解释的对象有所不同。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形成了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为主的三大范式，这些范式同时涵盖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做了许多有意义的理论建设工作，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如果要回答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知识增长点在哪里这一问题，必须先厘清一个常见误区，即解释性和规范性理论截然对立，进而讨论现有理论建设的成就与不足。
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解释性与规范性
按照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建构需要符合一定的标准，例如发现一个需要因果解释的规律性问题，所使用的概念应该可以被观察、被测量，从而能够建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一种理论应该包含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以肯尼思·华尔兹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关系领域中规律性现象的解释，但对于同一个现象，可以存在不同的理论解释。如果某一种理论对于大多数现象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理论。但是，国际关系学者一般也承认，不存在某种可以“包打天下”的单一理论。在很多的案例中，学者们都需要结合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有的理论可以贡献解释框架中的主要因素，而其他理论则贡献解释框架中的次要因素。但无论如何，理论是用来解释问题的，解释力的强弱决定理论的好坏，这已经成为评价各种国际关系学说的基本标准。
事实上，不存在“纯粹”的解释性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以国家具有基本理性为前提的理论，而社会建构主义很多时候强调理解而非解释。过于强调解释性的标准，会给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发展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一方面，由于强调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性，规范性理论的发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现有的一些规范性理论大多是从政治哲学、伦理学的角度推出来的，具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因此也就没有受到认真对待。其实，规范性理论应该是解释性理论研究的下一个阶段，即对现有的国际关系问题做了深入的解释之后，应该提出来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例如，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应该更多关注国际制度的设计问题，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可以调动不同领域内不同行为体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全球治理，而不能满足于仅仅说明国际制度能够发挥哪些一般性的作用。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他们当然强调实力结构对于国家间互动的制约作用，但这并不是说现实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的进步无法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现实主义者对于进攻性武器、防御性武器和攻守平衡的研究，就有可能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各国通过致力于防御性武器而不是进攻性武器，可以缓解安全困境，在不损害其他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提升本国的安全水平。尽管国家间的实力结构不是可以人为设计的，但现实主义强调战争的成本、主张审慎的外交，无疑都有助于减少战争的发生。
另一方面，想要建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外交政策理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本质上属于国内政治过程，因此，某一种外交政策的出现，不一定是国际体系的压力所导致的，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国内政治和领导人个人因素的深刻影响。如果想要发展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外交政策理论，就需要把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的因素整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核心概念；即便可以把其中某两种因素整合到一起，由于涉及的因素太多，这个新概念的解释力也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尝试，但仍然没有提出一个让大家广泛接受的核心概念。对于外交政策的理论建构来说，其实更具有意义的是解释性和规范性并重的理论，即国家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盟友和对手，以达到想要的预期目标。非理性的对外政策可能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难以对它们进行统一的理论化。而着眼于理性的对外政策如何产生，则可以为各国的对外政策提供指导。这里所说的规范性外交政策理论不是基于普遍的道德原则，而是基于理性国家的假设、基于国际体系的客观现实。
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可能增长点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代表了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三个本体论维度。现实主义强调物质因素的作用，其理论以实力结构为核心概念，强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对于国家间互动的制约作用，因此是一种重度物质主义。当然，现实主义并不否定观念因素也可能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强调的是物质因素比观念因素更重要。正如罗伯特·吉尔平这位现实主义大师所说的：“只要看看宗教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我们就能够理解观念的意义。”自由主义是一种“中度”的物质主义，强调的是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对国家间互动的制约作用。传统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因为领导人受到民主制度的制约；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国际制度可以独立提供一些国际公共物品、促进合作。如果说物质是客观实在，那么自由主义强调的制度同样是客观实在，只是“硬度”逊色于现实主义。而建构主义是一种轻度的物质主义，认为观念因素比物质因素更重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观念赋予现存的物质结构以某种意义，从而塑造了国家间的互动及其结果。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认同、国际规范都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可以去观察、认知和理解，因此它并不是彻底的唯心主义。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已经穷尽了对国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三个维度：实力、制度和观念。尽管一些地缘政治学者可能认为，地理因素比实力因素更重要，或者至少同等重要，但他们也同样归属于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例如，国际关系专家秦亚青的关系理论虽然提出了一个新的要素——“关系性”，但这种概念本质上仍然属于建构主义的理论范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关系理论想要实现“范式革命”，短期内非常困难，除非国际体系出现了质的变化，如跨国公司取代主权国家成为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也涉及国际体系的运作，但它们更应该被归入世界政治研究之列，因为它们大多是宏观的、有关世界经济结构如何影响国际政治运作的论述，强调国际政治运作的深层背景，而不是直接解释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强调对话语和理论的解构、强调知识的非客观性，它们难以为国际关系学科提供确定的知识。
在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存在以下两个可能的知识增长点。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可以进一步聚焦于对中层理论的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层理论一般针对某个国际关系的议题领域，如威慑、联盟、国际组织、发展援助等。针对这些具体的议题领域，可以发展出来更为具体的中层国际关系理论，如一些国际组织为什么会走向解体、为什么一些区域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很高但实际一体化水平很低等。事实上，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在中层理论方面已经有很多发展，尤其体现在每年许多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通过将宏观的解释性国际关系理论应用于具体的议题领域，而不是停留于范式层面的讨论和批判，有助于推动知识进步和中西方有效的学术交流。
另一方面，在现有的许多解释性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可以进一步展开规范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应该为推动国际合作提供更具体的方案。当然，现有的解释性研究本身其实也具有规范性的目标，例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解释国际体系不稳定根源的同时也都有一些规范性的推论——诸如结构现实主义的“两极稳定论”、自由主义强调建立更加有效的国际制度，但是，规范性国际关系理论仍然有很多的发展空间，而且可以具有更多的针对性。欧盟的一体化制度体系应该如何进一步改善？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相处如何得以实现？跨国医药公司追求利润与提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存在矛盾，世界卫生组织、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应该如何协调？在这些规范性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设计出适合问题解决、能调动不同行为主体积极行动的具体方案，既有宏观的战略考量，又有微观的制度和政策设计。
现有的外交政策理论与可能增长点
相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外交政策理论发展得不那么充分，但并非完全没有进展。外交政策理论的难点是对国家利益的概念化。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国家利益的内容并不存在大的分歧，但问题是，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际影响力等各种具体的国家利益，在现实中究竟如何排序并导致了最后的外交政策出台，这本质上是很难理论化的。一般来说，需要同时考察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次，将其综合起来，才有可能对某些具体外交政策的产生有充分的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际体系压力并不能直接决定外交政策。面对同样的国际体系压力，不同国家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
在现有的西方外交政策理论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三种流派。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本质上都是解释性和规范性并重的理论，前者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想要获得安全就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成为地区性的霸权国，而后者则认为当前国际体系已经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核武器的出现、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民族主义的情绪都使得大国想要对外扩张变得更加困难，防御性的措施而不是进攻性的措施更有利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这两种规范性理论都看到了国际体系现实中的一些方面，但也因为过于偏重于某些方面，所以其规范性的主张很容易引起争议。单纯进攻性或者防御性的外交政策并不一定是理性的，而是要考察不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受到的制约。类似地，阎学通教授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也是一种规范性的外交政策理论，认为现实主义不应该排斥道义，坚持道义原则有助于崛起国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成功取代原有的霸权国。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偏重于解释性的外交政策理论，即认为国家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对外扩张，也有可能采取防御的姿态，这在根本上取决于各国政府所能动用的国家实力，也可能取决于各国领导人如何看待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配。不管是政府能动用的实力，还是领导人眼中的实力分配，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各国在不同条件下为什么采取不同的国家利益排序。但是，它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因为这种由两个因素合成的新概念仍然只是对众多影响外交政策制定因素的过度简化。例如，法里德·扎卡利亚认为美国之所以等到19世纪末才开始殖民扩张，是因为之前的政府过度弱小、没有掌握足够的实力，但这并不能解释美国在获得菲律宾、关岛后对外殖民进程为何陷入停滞。由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受到过多因素的影响，相对单一核心概念的理论很难具有普遍的解释力。
面对这一难题，不同的国际关系学者仍然试图提出不同的核心概念，打造多元化的外交政策理论，而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我们可以借助和整合这些不同的理论。尽管每一种理论的解释力可能都是有限的，但是不同的理论可以相互补充。学者们没有必要执着于证明自己的理论可以解释全部事件。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如果想要使自己的理论更有针对性的话，首先应该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国家进行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去发展相应的解释性外交政策理论。这里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是否要界定相关类型的国家利益，并在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如果有明确的国家利益定义，那么就不会是一种能同时解释理性外交政策和非理性外交政策的理论，因为非理性外交政策肯定是偏离了该国的国家利益。建立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外交政策分析框架是可能的，但要建立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外交政策理论是非常困难的。
纯粹解释性的外交政策理论要回答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外交政策是怎么产生的？解释性与规范性并重的外交政策理论要回答的问题是：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来说，理性的外交政策应该是怎么样的？以秦亚青的霸权护持理论为例，该理论就是只针对霸权国家，将霸权国的利益界定为霸权实力地位，与霸权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就成为判断霸权国与其他国家战略利益关系的基本依据。这种理论是解释性和规范性的统一，既可以解释霸权国那些理性的对外政策，也可以作为霸权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但是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那些在该理论看来“非理性”的对外政策，即某一个国家和霸权国之间实力差距很小，但霸权国却并未采取遏制和打压的措施。基于理性主义的路径，在合理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解释性与规范性并重的理论，相对于追求建立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来说，更为合理和有优势：第一，相比理解非理性的外交政策，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合理界定国家利益；第二，由于非理性政策的根源太多，可能无法进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化；第三，基于理性主义路径的外交政策理论可以让理论不至于过分复杂，保持一定的简约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