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不仅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而且实现了由融入全球化到推动全球化乃至引领全球化的历史性转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支撑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还要不要、能不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2022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鲜明地提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增强各国发展动能”。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经济全球化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只能通过各国开放合作克服和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能也必将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了具体部署，内容涵盖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优化开放布局，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等等。同时，对如何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更大范围对外开放，既要继续坚持对发达国家的开放，更要扩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还要优化国内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对于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直处于开放发展“洼地”的中西部地区，多属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地带。因此，要在参与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重点发展中西部区域，为产业内迁提供必要的分工基础。在给中西部地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要有效促进东部沿海地区实现全球价值链定位升级，实现产业技术革新和区域的创新发展、国内国际开放空间格局的双维扩张。开放布局的优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保障一定的经济增速，实现经济发展质与量的统一；开放空间范围的扩大，使市场多元化战略得以落地，可以进一步避免“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等问题，降低开放发展的风险。

　　更宽领域对外开放，既要继续坚持扩大制造业开放，也要扩大服务业开放。从以往制造业领域开放不断向服务业领域开放拓展，实现由制造业领域“单兵突进”的开放模式向制造业和服务业“齐头并进”的开放模式转型，能够有力推进产业协同发展，大力培育第三产业成为国民支柱产业，通过产业层面的技术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贸易规模和质量的提高，会带来人力、资本、管理经验等要素，通过溢出效应与关联效应提高产业生产率、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在内外联动的开放发展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了强大的服务业，才能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一方面，从单纯的商品国际竞争优势到构建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准等国际竞争新优势，要有强大的服务业来推动，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另一方面，现代先进服务业又为提升服务贸易质量提供发展基础。目前，我国在服务贸易发展质量上还存在一些短板，旅行、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大，金融、教育、医疗、专业咨询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外开放还有很大的空间。应当大力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稳步提高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既要扩大边境开放，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也要推进边境内开放，以制度型开放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制度型开放的本质，其实就是更加重视建立健全管理和规制境内经济活动的政策举措和规则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等良好营商环境的营造，能够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作为国内制度开放水平直接体现的营商环境，对于打破国内区域间市场壁垒，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流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优化营商环境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有助于资本、劳动、技术和土地等要素禀赋在各部门间自由流动，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本国生产部门的资源配置更为合理有效，进一步推进中国要素流通和市场一体化，促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 

　　坚持开放与安全并重 

　　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应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虽然拥有独立的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是并不排斥国际合作。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有利于我国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应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解决“卡脖子”问题，对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特别重要。但是，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以全球视野、用全球资源、聚全球英才实现的开放创新。开放创新不仅符合科技发展的规律，而且显示出中国开放合作的诚意和自信。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高水平开放是统筹开放和安全的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高水平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在给我国带来发展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受到外部世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冲击和挑战。伴随高水平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我国面临的与开放有关的安全问题会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经济、金融、贸易等安全问题外，还有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海外资产安全等问题。有效统筹开放和安全，是我们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南通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