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发展正处于十字路口，相较于存在多维发展隐患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推进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为人类追求美好未来提供新的可能性，其所内含的价值理念亦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破解现代化悖论

　　现代化发源自西欧社会，嵌入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并由此揭开了人类文明跃迁的序幕。西方现代化在全球的扩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普遍发展与社会的文明进步，但也由其内部的固有矛盾而带来了诸如经济停滞、社会两极分化、区域政治冲突等问题。今天，学界已意识到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还有诸如社会不平等、社会失序与不稳定以及焦虑、抑郁等个体社会适应问题。基于此，如何在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同时，适时根据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国情民情来重建社会团结与整合，成为了研究者孜孜以求、不断研究的课题。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动能在于熊彼特所述的“创造性破坏”，也正因此，强调资本积累的西方现代化一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与不稳定性。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与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经历的现代化道路，都存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难以相容的两难处境。这种发展模式往往以资本扩张为根本驱动力，国家往往为资本利益所俘获，社会自我保护能力持续受损，延宕至今可谓积弊丛生，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等都造成了很大破坏，形成了令人困惑的“文明化困境”。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则始终坚持中国自主发展实践，其根据中国社会运行基本规律，以人民性作为价值内核，在实践中致力于因事因时因势持续推进多主体协调、多思想凝聚、多行动协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特征是，通过构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同体，通过在经济发展中不断重塑广大民众的共同根本利益、共同道德生活与共同政治生活，来追求和实现全民福祉。

　　这种经由中国式现代化而达致的人民共同体的实践，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为全人类的共同进步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中国式现代化于跨越中实现良政善治

　　在社会转型快速发展中，人们往往强调通过凝聚社会团结、促进社会整合、保持社会秩序良性运行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面对现代化实践所带来的社会重建需要，韦伯强调对理性化进行分析，涂尔干强调对公民道德重建，波兰尼则发出了“保卫社会”的呼唤。他们都是试图从内在德性养成与外在规定性的社会制度的关系切入，探寻社会稳定发展的良方。然而，这种探索却因特定政治经济环境的限制而难以起到根本成效。在结构性制约过于强大的情况下，仅强调社会道德、个体行动甚至群体博弈，都难以改变整体社会发展的趋向。西方现代化进程至今都没能避开上述“文明化困境”。由此，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超越于以个体欲望以及以各种或抽象或具体的“矛盾”作为动力的发展路径，并将此践行于自身的现代化实践中。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我们破除这些现代化悖论、两难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一穷二白”中起步，不断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同时也不断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从更高的战略角度统筹国际和国内发展，以良政善治笃行不怠，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一在西方看来“不相容”的社会发展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在其自身实践中，始终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共同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国家各项事业的核心宗旨，聚焦人民共同体的福祉、注重对各类关系的协调、强调在不同群体间凝聚共识与认同；始终坚持以人民性引领构筑新公共性。上述努力有效地推动了社会走向良政善治。

　　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着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是不断演化、发展的，传统文明会走向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本身也在不断迭代发展。现代文明是多元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因为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民情，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也是多元的，因而其各自的“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涵就在于突破人类对西方现代化路径的迷思与依赖，为探寻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可能。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是“共同”价值，以及能与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相契合，并造福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内含的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人类发展所必须坚持的价值和理念，那就是以人民性为基底，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必将为全人类更美好的未来指明方向。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