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民主并非一国专利
2021年12月09日 09: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9日第2305期 作者:

  编者按:2021年12月4—5日,“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开幕式及第一阶段会议在京举行。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发表主旨演讲。来自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的前政要、政党领导人、学者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研讨。现将开幕式环节16位参会代表的演讲主要内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日本前首相  鸠山由纪夫:着眼共性,培养共性

  鸠山的演讲聚焦应对气候变化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他说,当前中美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两国“实力愈发接近”,意识形态对立是次要的。外交,本来就是一门使得追求价值观、想法不同的国家顺利交往的学问。因此,像本次论坛主旨所说的一样,虽然各国的社会体制不同,但必须要着眼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的共通点”。美国应当向中国明确传达和平共存是中美竞争大前提的信息,美国政府唯一对等的伙伴就是中国。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也要理解现有各方的不安,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鸠山表示,“习近平主席主张在复杂的世界经济局势和全球化问题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应该从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来探寻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大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想法与我所信奉的友爱思想是相通的”。鸠山希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不仅适用于经济或全球化的问题,也可以适用于东亚的安保秩序等问题。

  鸠山认为,面对全人类的挑战,将国际关系变成正和游戏,关注价值观和政策大局,着眼于共同之处非常重要。如果把保护地球作为共同价值观的话,气候变化问题应该是最好的例子。

  鸠山表示,近些年,环境保护和防止全球变暖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不是二律背反的,这种想法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2015年缔结的《巴黎协定》要求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缔约国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争取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中国方面,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中国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美国方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拜登政府虽然表示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但根据美国的政治情况,无法断言美国不会再次摇摆。日本方面,日本虽然同样提出“2050年为止实现碳中和”,但由于过分注重煤炭与火力,得到了“化石奖”这个并不可喜的(减排不力)奖。

  鸠山说,“我并不是想就此褒扬中国,批判美国和日本。重要的是,中美以及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要看到保护地球、防止全球变暖的重要价值,并各自在最大限度上提出具有雄心的减排目标。更多地着眼于共性,培养共性,而不是关注价值观的差异”。

  智利前总统  爱德华多·弗雷:共同价值观构成人类共存基础

  弗雷重点阐发了他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解,并结合拉美实际就警惕民粹主义泛滥发表了看法。他表示,“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是大多数国家和文化自愿接受的一套共同价值观和道德原则,它构成了人类共存的基础。这些价值观是我们作为人类存在意义的一部分,它们告诉我们如何以尊重和诚实的方式行事,并创造一个健康和和谐的认知环境”。弗雷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首先强调的是自由,即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除了法律规定的限制外,没有其他限制,并且不伤害他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还应该包括尊重,即承认其他国家的尊严;和平,让人们汇集在一起和睦相处,也就是中国提出的“和谐”;平等,即尊重不同的思维方式,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权利和机会;公正,即根据每个人的劳动给予他应得的东西;博爱,即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友好往来;最后则是宽容,也就是接受与自己不同的意见的开放态度。要实践这些共同价值,民主是最好的方式。“民主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但民主是为了实现社会发展、尊重人权、维护人类基本价值观和多样性能够找到的最好办法。”在民主制度下,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但是,弗雷强调,民主不仅是权利自由,也要求所有人履行义务,做正确的事情、诚实、正派、相互团结以及尊重他人的权利、遵守法律,并且永远拒绝暴力。

  弗雷认为,民主还要求实现善治,要特别警惕民粹主义的危害。弗雷表示,拉丁美洲深受民粹主义危害,“民粹主义是影响(拉美)地区的真正桎梏”,为了降低民粹主义的危害,“多元化的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建设”是根本应对之道。弗雷主张,应该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和执行层面上更多地让普通老百姓参与进来。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丰富和完善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民主制度,不能让老百姓和普通民众觉得民主让他们失望了,不能让他们觉得民主只是领导人的民主,或者说是精英的民主。只有这样,我们的民主价值和人类共同的价值才能够有长足的发展”。

  俄罗斯联邦前副总理  谢尔盖·M. 沙赫赖:中俄找到自主发展的特殊道路

  沙赫赖以“中国与俄罗斯:追赶还是走特色道路?”为题发表演讲。他简要回顾了俄罗斯和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互动,将俄罗斯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定义为让西方文明感到“不舒服”的两个特殊国家。沙赫赖援引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结果谈到,在19世纪中叶,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几乎达到三分之一(32.9%)。这一点已经足以导致西方工业化国家首先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英国无法“喜欢”中国,并最终发动了鸦片战争。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则是发展最为活跃的国家。西方工业化国家也不“喜欢”这一点,俄罗斯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在一战结束后,俄罗斯帝国解体。19世纪以来,西方试图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的情况一再发生。每当俄罗斯或中国以自己迅速发展的势头开始“激怒”西方的政治建制派时,就有人试图通过对我们发动武装冲突或将我们拖入更大规模的战争来阻止我们。这是众所周知的帝国主义“招牌手段”——使用军事力量进行扩张,以消灭强大的经济对手。面对西方列强的围堵,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特殊道路,正在成功地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俄罗斯,至今虽然还没有制定出适应其特殊道路的意识形态具体模式,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经验与政治实践表明,俄罗斯实际上正在实施“社会保守主义”的俄罗斯模式、社会导向的市场经济,注重人民福利和人口增长,支持保守的价值观,包括对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保护。在俄罗斯,强大的总统权力和国家领导人崇高的个人权威是这些特征的补充。

  沙赫赖说,中俄两国拒绝按美国的规则行事,继续自主发展,走自己的特殊道路。而在美国领导下,西方则企图将世界各国分为“对”和“错”,试图领导一场反对“专制”政权的民主“十字军东征”。国际社会再一次被人为地置于非黑即白的选择之下:要么你和美国站在一起支持“民主”,要么与中国和俄罗斯站在一起,反对“民主”,没有第三个选项。

  白俄罗斯前副总理  阿纳托利·托济克:建立符合21世纪需要的世界新秩序体系

  托济克就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角色与中国作用发表了看法。他说:“地球上生命发展历程中第一次出现了可能没有未来的局面。还有什么比探究全人类共同价值更重要和更有意义的事呢?”托济克认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类陷入了一场深刻而系统性的文明多样性危机。当今世界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符合21世纪现实需要的新秩序体系。建立一个以军事为决定性因素的世界制度是不可行的。

  进而,托济克阐发说,不管有些国家愿不愿意,但客观上,中国应该而且能够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首先,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潜力为世界提供了重大机遇。其次,更重要的是,在多党制的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不可能的。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执政党非常具体认真地规划未来30年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国。但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世界还是战乱丛生,这些计划也不能轻松实现。即中国不可能在一个处于矛盾的、四分五裂的世界里成功发展繁荣。换言之,世界也永远无法在各个方面对中国不利的境地下实现良好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也许在世界历史上尚属首次,一个大国战略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目标高度重合。托济克援引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的重要论述并强调说,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一个伟大国家向所有国家和人民发出的真诚呼吁”。托济克称赞说,中国不仅发出呼吁,而且身体力行。疫情期间,中国帮助了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150多个国家对抗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疫苗、个人防护装备和药物,“敢问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向国际社会提供如此大规模的援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  夏泽翰:民主是共性的,但历史和文化是个性的

  夏泽翰阐述了对民主多样性的理解。他说,自《联合国宪章》签署以来,“民主”一向是联合国工作的核心及着眼点,民主同时也是联合国的三大支柱——追求和平、人权、发展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如今的民主制度却面临一系列全球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仍在持续,社会不平等日益加深,全球各国未能幸免, 暴力冲突在世界各个地区不断上演,这些危险因素迫使我们更为深入地思考“民主”这一概念。危机当头,联合国秘书长敦促各国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保持透明、反应迅速、承担应有责任,确保应急措施合法、均衡、恰当,同时不涉及歧视。关于什么是民主,夏泽翰说,“民主由什么构成,这是相当重要且复杂的问题,柏拉图和孔子都曾对此展开过思索,而时至今日,民主的概念和实行机制,仍然是国际社会争论的一大焦点”。夏泽翰强调,“民主是一种共性的普遍追求,但历史和文化却是个性的,每个国家都必须制定自己特有的治理模式,以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文化与需求”。

  非盟经社文化理事会主席  阿博泽·埃尔玛娜·穆罕默德·埃利盖:建立具有全球共同价值系统的安全框架

  埃利盖呼吁,希望此次论坛能就人类共同价值形成未来愿景。“这种未来愿景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在紧密合作的基础上,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尊严,为构建具有良好人文基础的社会作出建设性贡献。”他强调,我们肩负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责任,应该遵守全球治理规则,反对剥削和腐败,应该通过构建人类共同价值来保障这种神圣权利,创造美好未来。埃利盖提出,世界在思想、文化、技术领域快速发展,在全球化旗帜下取得诸多成果,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各国和各民族人民在经济、知识领域的屏障,交流因此变得简单而顺畅,但挑战依然存在。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具有全球共同价值系统的安全框架,以表达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真实想法,保障各国、各民族人民的人权。

  美国腹地中国协会战略顾问、美国驻柬埔寨前大使  奎因:中国履行了常任理事国国际责任

  奎因发表了关于深化中美合作的观点。他说,2021年10月25日是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日。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在过去50年当中,中国履行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责任,尤其在维护和平方面,累计派出近5万名维和官兵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为极为动荡的地区带来了和平。奎因认为,柬埔寨和平进程的实现得益于中美两国在多边机制上的合作。在他看来,美国和中国推动民主选举可以帮助有关国家解决他们的内部冲突。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院长  裴日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裴日光赞扬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努力下,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并祝愿“正在加速实施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中国“在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他介绍了越南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尤其是越共十三大所形成的民主理论和路线。“民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观。越南共产党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民主的性质、地位及其作用,从而促进民主。 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明晰确定了民主政策:适当和有效地实现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特别是基层民主;在实践中良好有效地执行 ‘民知、民议、民办、民检查、民监督、民享’的方针。”关于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裴日光具体介绍说,越南共产党认为“党领导、政府管理和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的民主。越南共产党坚持人民群众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主体地位和中心作用,贯穿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全过程;发扬人民群众参与党的建设和整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积极性、智慧、权利和责任,鼓励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自治;及时、严厉处置利用民主制造内乱、破坏社会政治稳定、侵犯民主、损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权利的任何组织和个人。裴日光还表达了对加强与深化中越两国社会科学院合作的良好愿望。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秘书长  乔塞特·阿尔特曼·博尔冯:多边主义是维护国际和平稳定最佳选择

  博尔冯认为,“民主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同时风险也在不断地蔓延,很多发展中国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他从全球化与民主政体的国别属性、政治家和国际商业力量、公众与传媒的关系等多角度分析了当前民主面临的困境。他指出,当前,民主受到了“市场、债权人、国际机构、跨国公司和‘技术实体’等”真正“制定规则、做出决定的行为体”的威胁。

  博尔冯强调,“在全球大国关系加速变化的背景下,多边主义是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实现平衡的最佳选择”,必须“化危为机”,推动“更好的多边主义”。

  克罗地亚前总统  斯捷潘·梅西奇: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最重要基础

  梅西奇谈了多边主义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联。他说,“我们生活的时代,世界各个大国之间局势日益紧张,地缘战略冲突不断、经济局势恶化、持续影响社会健康和经济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难以解决,数百万人因洪水或干旱无家可归。这些情况加剧了人们对国际组织能否及时、民主地解决全球问题的质疑。老百姓想要快速解决问题,而政治家说解决人类的全球问题就像遥望天空中的星星”。梅西奇关注到了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他评论说,虽然重要承诺已达成,但连小孩子都看得出,这些只是空谈,人们对国际机构的信任下滑是全球治理结构衰变和全球机构民主力量减弱的结果。特朗普执政期间的美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恶劣,他上台后,世界失去了确立更加连贯、更加强大、更加包容的多边主义的动力。而多边主义恰是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基础,也是应对当前全球威胁的保障。梅西奇强调,加强全球治理的民主基础并非易事,特别是要排除那些想以经济、技术、军事统治全球的强大单边主义政治力量的干扰。

  埃及前总理  伊萨姆·沙拉夫: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共同建设目标

  沙拉夫以“通向和谐之路”为题发表了演讲。他表示,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共同的建设目标,这是“因为我们人类是相连的,并应继续保持如此,没有任何单一国家能独自面对全球威胁”。当前人类面临着经济危机、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各种挑战,必须协同努力,而合作是唯一的选择。合作是通过连接完成的,分别是硬连接和软连接。硬连接的例子有:基础设施项目、交通、能源、电信、水和卫生设施;软连接则如贸易和金融中出现的政策、规则与法律,以及人与人的连接。要重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拥有真正的和谐思维、相互了解,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要相互学习,找到或建立合作发展的共同点,以加强国际关系中的民主,进而加速全球治理。沙拉夫呼吁,我们的决定即是我们的未来。未来不是我们花费时间等待到来的东西,而是我们所创造的真正现实。

  巴勒斯坦新闻部部长  阿萨夫:滥用民主含义,就无法体现民主的价值

  阿萨夫从公平与正义的角度谈了国内民主和国际民主的关系。他说,“公正的缺失和双重标准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强调在找到克服国际不公正的机制之前,“是不可能谈论民主和气候变化的”。他强调民主的价值观是一个整体,“在建立一个民主的国际秩序之前,不能要求任何国家在内部建立民主”。阿萨夫说,民主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最高文明,重要的内容是避免冲突,消除压迫、剥削和不平等。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更公正的、建立在国际决议和民主的基础上的国际秩序,需要一个真正能解决国际冲突的国际秩序,以避免对他国的霸权主义。如果滥用民主的含义,就不可能真正地履行民主,也不可能实现发展,就无法体现民主的价值。“巴勒斯坦处在以色列最严酷的占领和压迫下。暴力压迫其他人民,这怎么可能称之为民主呢?”

  美国密苏里州前州长  鲍勃·霍顿:以促进中美社会共同进步方式进行合作

  霍顿就中美关系以及美国腹地中国协会的活动发表了演讲。他回忆了任州长期间在中国开设密苏里州第一个贸易办事处以及协助开办密苏里州第一所孔子学院的经历,强调“必须关注为美中两国创造机会,以促进两国社会共同进步的方式进行合作”。他表示,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曾指出共同利益、和平稳定和社会繁荣,是未来中美对话当中极为重要的标志。着眼于应对当今的全球挑战,这些都是应当努力坚持的原则。霍顿还介绍了美国腹地中国协会的运作情况,希望协会能够推动中美在气候变化、农业、健康和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澳大利亚前外长  鲍勃·卡尔:美式民主“深陷泥沼”

  卡尔在推崇澳大利亚的英式民主制度的同时,严厉批评了美式民主。他认为美式民主正在动摇,“深陷泥沼”,美国正在被引向寡头政治方向,这是因为共和党人让选民更难参与选举。自从特朗普竞选失败后,他们制定的法律和程序使州政府官员更容易在未来的总统选举当中推翻或者扭转选民的决定。现在这些问题非常严重,可以说是民主实践的倒退。基于上述理由,卡尔认为,最好不要把美国看作民主国家,因为他们的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参议院权力过大导致的,而参议院其实又不是根据民主基础选举出来的。

  西班牙共产党主席  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建立更加开放的多极国际关系体系

  森特利亚就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顺利召开向中方表示祝贺。他表示,“强烈赞同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觉得我们应该本着六中全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价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共同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付出艰辛的努力”。

  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森特利亚强调,“单极国际秩序没有能力对地球遭遇的问题做出积极应对,需要建立更加开放的多极国际关系体系”。“一带一路”倡议是历史上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现在的目标应该是让整个国际社会都把这个倡议作为一个汇集和协调项目与资源的机会,并将它们用于改善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的世界经济。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郑永年:条条大路通“民主”

  郑永年认为,第一,没有两个国家的民主是一模一样的,即便在西方国家之间也是如此。第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民主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民主,早期表现为商人民主,后来是精英民主,再后来工人阶级进入政治过程,形成了大众民主。发展到今天,美国、英国都出现了民粹主义民主。第三,每一个国家追求民主的方式也不一样。我把它称为,如果民主是罗马,我觉得条条大路通罗马。

  郑永年强调,以上几点概括起来,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鞋子只有穿鞋的人知道合适不合适,而不是制造鞋的人。在民主传播过程中,我自己也观察到几个现象。第一,凡是民主符合一个国家的文化、国情,这个民主就是可以持续的;如果民主不符合这个国家的文明、文化、国情,那是不可持续的。第二,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即便像西方定义的那种只是投票的民主,人均GDP 1000美元的时候可以投票,人均GDP 1万美元的时候也可以投票,但这两种投票方式绝对是不一样的。第三,内生的民主比外部强加的民主更有生命力。现在成功的民主,包括欧美国家、西方的民主,或者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主,都是内生的。而那些失败的民主都是强加的,尤其是被美国强加的那些。

  郑永年进一步讨论了中国的民主实践。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用一百年时间探索民主实践,走过了艰辛历程。一百年来,中国主要的民主样式可概括成三类。一是总体民主,也称“贤人民主”,先选拔,然后选举,把选拔和选举加起来是非常好的一种民主形式,也是比较有效的民主形式。二是协商民主。尽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个开放的政党。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多元化发展,所有的政治、经济利益群体可以进入到党内,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社会团体制度的方式,在党内实现协商,不像西方通过利益集团之争实现所谓的“民主”。三是政策参与,我们现在提出来全过程民主,实际上指的是政策参与的民主。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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