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博士，上海纽约大学御风全球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纽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际华人社会学会会长，2020—2024年普林斯顿大学全球学者。研究领域包括社会不平等、分层与流动、社会人口学、政治社会学、城市社会学、调查与定量研究方法、大数据与社会研究。学术成果发表在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Forces, Demograph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众多著名社会学国内外期刊，以及跨学科和中国研究领域期刊上，共80余篇。

　　在中国的制度顶层设计和政策实践中，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这个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多次使用“凝聚”这个词汇，而加强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民族自信心，最终目标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强社会凝聚力建设的意义重大，也对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服务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

　　社会凝聚力：连接理论和政策

　　一个凝聚力强的社会，在面临危机和困难时，民众高度信任政府，愿意牺牲眼前利益，同舟共济，共体时艰，实现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社会凝聚力对于构建可持续发展和韧性的经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开始之际，“社会凝聚力”作为一个核心理论概念和明确政策目标呼之欲出。

　　首先，“社会凝聚力”是一个贯通历史和现代的概念。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社会凝聚力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涂尔干将社会凝聚力定义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依赖、忠诚和团结的程度”，视之为一个社会的秩序特征。涂尔干所处的时代，正值欧洲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局。资本主义在造就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与另外两大冲突理论传统（马克思和韦伯）的不同之处在于，涂尔干一直对如何将社会凝聚在一起感兴趣，试图探寻社会失范的解决之道，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凝聚力。在全球化时代，各国面临着相似的危机和困境，都在积极寻求社会治理之道。

　　其次，“社会凝聚力”是一个连接理论和政策的理念。从理论脉络上看，社会凝聚力是对 “社会整合”经典理论的一种发展。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的“断裂”催生社会学学科的同时，也将整合的主题深植于社会学理论的基因中。从涂尔干到帕森斯，社会整合已成为分析社会变迁的重要范式。社会学家分析社会凝聚力时，往往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关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整合、社会稳定和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等经典理论问题。但是，社会凝聚力研究也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政策应用价值。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以及有关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开始将社会凝聚力建设作为统领不同政策领域的核心议题。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建构社会凝聚力指标，作为诊断社会运行和生活质量的工具，并期望能够减少社会分化，重塑社会凝聚力。

　　再次，“社会凝聚力”是一个可以统合个人、家庭、社会网络、群体关系、社区组织以及国家认同的多层次、全方位的议题。从社会网络分析、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到对社会分层的主观评价、价值观变迁等，都可以社会凝聚力的内涵、形成机制以及社会后果为线索，以实证数据为基础，构建跨国比较体系，展现不同社会在凝聚力上的相对位置，分析不同国家间或国家内部的发展水平、人口构成、制度环境等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

　　最后，“社会凝聚力”是对社会发展领域不同议题的理论升华。自联合国提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要协调后，社会指标运动、生活质量运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风行一时。中国近年来在经历快速经济发展后，越来越关注社会稳定、社会风险、社会发展、社会质量、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等研究议题，最终目标指向都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社会凝聚力”恰恰提供了一个简单而精准的概念来反映这些议题的内在价值。

　　中国实践为社会凝聚力建设提供素材和经验

　　据我们所知，尽管社会凝聚力作为一个议题，在党和政府的报告与学者的讨论中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但在中国语境下，社会凝聚力作为一个概念和政策目标，还未被明确地提出来，对社会凝聚力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也都非常缺乏。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的长期实践，又为研究社会凝聚力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宝贵的经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第一，中国社会凝聚力建设是在一个相对同质的社会中进行的。尽管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但人口绝大多数都享有共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传统。这是社会凝聚力建设具有的独特优势。

　　第二，中国文化中深厚的集体主义传统，与社会凝聚力建设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社会凝聚力形成机制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是对“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有益补充，是这一结构得以维持运行的润滑剂。

　　第三，中国社会凝聚力建设可以依托于层级组织结构，具有明确的组织目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建立起严密的社会组织。从单位到社区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虽然有所松动，但是基础结构没有改变。这种层级结构，有利于进行有效社会动员，设立特定目标，推进凝聚力建设；有利于协调各部门的目标，取得整体效应的最大化。

　　第四，中国社会凝聚力建设具有良好的微观社会基础。中国人在交往中历来重视感情培养，信守“礼尚往来”；社区（村、居委会）提供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社区邻里关系也非常重要，这些都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这些横向的社会联系和互动状态，与依托层级结构的纵向社会联系一起，共同塑造着中国社会凝聚力建设的独特路径。

　　最后，中国社会凝聚力建设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进行的。党和政府的中流砥柱作用，能够避免凝聚力在某些群体内过强而导致的负面影响和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冲突。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发挥领导作用，协调各方力量，组织社会成员共同面对外在的挑战，将有效完成崇高的民族复兴目标，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

　　加强社会凝聚力研究

　　中国的崛起和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关注社会整合的形式框架即体制结构，更要关注构成社会整合实质内容即人心凝聚。面对未来充满不确定的世界，社会凝聚力显得日益重要。社会科学需要加强对社会凝聚力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加强社会凝聚力的研究，需要在理论上厘清“社会凝聚力”的内涵，即应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分析研究中国社会领域的实践，是构建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前提。

　　加强社会凝聚力研究，需要在经验层次上设计一套简洁有效的主客观指标体系，构建社会凝聚力指数，追踪社会凝聚力的变化，服务不同层次的政策评估需求。借鉴跨国比较数据（如国际社会调查数据）和已有成果，探索国际常用的指标体系在中国的适应性，并对测量工具进行文化适应性改造，为评价中国社会凝聚力水平提供参考坐标。这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评估中国社会凝聚力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为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对内制定前瞻性的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对社会凝聚力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的视角和多种实证方法的结合。社会凝聚力的议题，覆盖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和公共政策等多学科领域，结合长期追踪调查、大数据、社会实验和比较历史等实证分析，可以科学揭示凝聚力形成的机制、描述凝聚力形成的过程，展示凝聚力建设的心理、社会和政治后果。

　　社会凝聚力既需要社会意识和文化信念的内容支撑，也需要依托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的外在形式。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被看作西方实力和财富的源泉。我们需要从一个全新的宏观历史角度，结合中国文化传统中“人心”“民气”的论述，对社会凝聚力在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复兴和国际竞争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