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新近发现的三星堆祭祀坑开始大规模考古发掘，再次让三星堆名震天下。国内许多媒体纷纷报道称，这是继1986年三星堆遗址第一、二号祭祀坑被发现和发掘之后，时隔34年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考古收获。在震惊和感叹之余，令人们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在迄今为止的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发掘中，还从未如此集中地出土过高大的青铜神像、青铜面具、青铜神树以及黄金面罩、黄金权杖这类充满神秘色彩的器物，同时也对分布如此密集的祭祀坑的意义感到费解。

　　事实上，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早在1929年便已经揭开序幕，露出了三星堆文明神秘的一角。1929年，广汉月亮湾农民燕道成父子在其住宅“燕家院子”扩修水渠时，无意间挖出了一堆埋在一个坑里的玉石器。这堆玉石器当中，还有一套多件从大到小重叠堆放起来的石璧。对于它们的用途，曾引起人们的许多猜测，有人说它们可能和南太平洋、南岛群岛原始文化中用大石圈做量器的“法码”类似；也有人根据中国古籍中“以璧礼天”的记载，认为它们可能是和祭祀有关的“石璧”。现在看来，后者显然更具合理性。从这个器物坑的性质看，它很可能本身就是一个“祭祀坑”，只是祭祀的地点、对象、掩埋的器物类别有别于后来发现的这八个祭祀坑，祭祀的等级和规格也有所不同。如果这个推测不误，那就表明三星堆文明有着长期形成的祭祀传统，有一整套仪式和程序，这在人神混杂的青铜时代崇拜信仰的礼制系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社会各界和业内人士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仍然是三星堆的“来龙去脉”。如果将早年月亮湾的发掘和1986年、2020年的新发现联系起来观察，可以推测三星堆文明就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之上，既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了来自更为遥远的周边其他文化的因素形成的，是早期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

　　此次新发掘出土的器物中，三号坑中还出土了一件高达1.15米的双手顶尊铜人像。过去虽然有过相似造型的铜像，但形体很小，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件顶尊铜人像很可能表现的正是祭祀场景中的人物形象。头顶青铜尊这样的器物、以尊这类青铜容器作为祭祀礼器，反映出来的是中原青铜文化的礼制。过去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也出土过仿照中原青铜器制作的青铜尊，还有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镶有绿松石的青铜牌饰，这均为三星堆与中原商周青铜文化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证据。在古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中，一方面，蜀人“椎结左衽”，是有别于中原的“蛮夷之族”。但另一方面，蜀又和中原有着密切的关系，传说蜀人是黄帝的后代。史书中记载，黄帝与嫘祖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之女，“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始称王者纵目，名蚕丛”，从中也折射出古蜀文明既有别于中原文化，又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源于巴蜀文化传统的《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记载了古蜀国时期先后经历过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代，更反映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其周边族群在更大范围内迁徙、交流、融合的历史记忆。

　　五号坑中新出土的半个黄金面罩，则和以往发现的黄金制品、青铜神像、青铜神树等器物一样，揭示了三星堆神秘奇异的另一面。早在1989年，我就曾经首次提出，这类器物过去在东亚青铜文化中并不多见，所以才显得神秘莫测，更有人用“外星来客”之类的观点来吸引眼球。这其实是少见多怪。如果我们不仅仅以中国或者东亚考古文明的视野，而是在更为广阔的世界文明的视野下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就不难发现，三星堆文明当中可能蕴藏着一些与中亚、西亚文明相似的因素。古蜀文明在地缘上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要冲之地，后来汉代张骞的“凿通西域”，其背景就是因为发现了从蜀地贩卖到印度、中亚一带的蜀布、枸酱、邛竹杖之类的特产，因而引发了汉武帝探寻通西域之路的壮举，开拓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丝绸之路”。所以，在更为久远的青铜时代，蜀地与外域的这种交流沟通已经存在，并非难以设想。只是目前考古工作所能提供的实物证据，还不足以形成这种文化传播交流的链条，三星堆谜底的最终揭开也许尚待时日，但并非遥不可及。

　　目前，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工作尚在进行当中，我们极为期待从中发现一些过去所未能发现的新器物、新迹象，从而进一步推进对于三星堆祭祀坑的认识。第一，要弄清楚祭祀坑在整个三星堆遗址中的布局，它们在遗址中起什么作用；第二，要弄清楚各个坑的先后年代关系和祭祀对象，探索这个体系是如何形成的；第三，力争掌握蜀人祭祀的程序和运作规律，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这些目标不是可以一次性达成的，但我们可以逐步去加以实现。

　　（作者系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曾参加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