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围绕“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新时代如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部署，为我们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首先，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内涵的理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新命题，指出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这要求我们深刻理解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丰富内涵。全面绿色转型是发展模式的一场系统性变革，其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发展绿色技术为先导。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当前，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第一动力也是科学技术。绿色技术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改善生态，主要涉及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低碳能源、生态修复等领域，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技术。

　　二是以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节能减碳是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二〇三〇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2020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坚持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新思路，展现了中国以绿色发展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决心和信心。当前，我国碳排放仍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尤其是工业领域的清洁生产是绿色转型的重中之重。绿色生活方式是全面绿色转型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涉及绿色消费、出行和居住等领域，开展绿色生活创建活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推行垃圾分类和减量化等，都是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体现。

　　三是以绿色治理和绿色生态系统建设为基本手段。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其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以自然为本的绿色治理体系，以及不断提升绿色治理能力。绿色治理是对“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模式的摒弃，注重从源头上减少污染，减少污染治理的社会成本；绿色生态系统建设与绿色治理相辅相成，其核心是“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构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屏障。

　　四是以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建设为制度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需要制度保障，其重点是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近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以及与污染防治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政策和措施。面向新发展阶段，我国将持续强化和完善现行制度，并将根据实际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如建立地上地下、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等。

　　其次，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但始终离不开物质自然环境，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永恒的、必要的条件，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自然基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定不移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考察时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问题上，用于指导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征。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六项原则”、构建生态文明“五大体系”、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等一系列新论断，并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需要，形成了包括生态价值观、发展观、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等在内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顺利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加快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最后，积极开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在基本理念和原则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服务于高质量绿色发展大局。同时，主动顺应智慧环保潮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先进成果，大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环保领域的深度应用，使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强大动力。

　　另一方面，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指示精神，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探索多样化、个性化实践路径。以京津冀为例，三地在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过程中，结合各自资源条件形成了自身特色。北京市围绕疏解非首都功能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减“量”提“质”，不断探索超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新路径；天津市重点在滨海新区与中心城区中间地带规划建设绿色生态屏障，经过三年的规划建设，已经初见雏形；河北省以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为引擎，积极探索构建新型生态城市。

　　国土辽阔、区域差异大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蕴含了全面绿色转型的差别化实施机制。下一阶段，各地可以进一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规划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表，制定碳排放控制及降低的路线图，积极探索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本文系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的绿色治理”（19YZD-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