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如何进一步理解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的理论，以及展望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的发展前景，笔者采访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向晓梅。

　　木叶：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及经济高速增长是政治学界、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特区的高速增长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经济特区四十年工业化道路》是如何回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这一问题的？

　　向晓梅：截至2019年，全球已经有5400多个经济特区，其中多数特区的定位与中国经济特区类似，以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为政策诉求。但是，没有一个特区像中国经济特区一样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这充分说明，经济增长绝不是简单的“一特就灵”，中国经济特区一定是做成了世界多数经济特区没能做到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具体从中国经济特区自身发展来看，一是第一批经济特区在进入高收入水平区间后，依然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二是第一批经济特区在特区优惠政策取消后，依然保持了高增长。因此，中国经济特区已经摆脱了发展早期对税收优惠和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形成了强劲的内生增长动能。中国经济特区内生增长动能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维持与演化的，是理解工业化“中国方案”的关键内容。

　　该书从工业化视角解读中国经济特区持续高增长之谜。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特区维持长期高增长的秘诀在于特区始终没有偏离工业化发展道路。坚持走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道路，不仅有力地支撑了特区开展产业升级和企业创新，也带动了特区在外贸、金融、城市化、海洋空间拓展等多领域齐头并进，彻底改变了特区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构成了强大内生增长动能。更进一步说，中国经济特区的工业化成就来自特区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演化，由此支撑特区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后，成功抵御低收入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双重挤压”，深度参与全球创新分工，借助工业化进程中的规模经济扩张和专用性技术积累，形成自身有别于高收入经济体的竞争优势。

　　木叶：与国外经济特区相比，您能否从工业化视角梳理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的内在机理？

　　向晓梅：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道路可以用从“三来一补”到“三高一强”来概括。“三来一补”体现了依赖比较优势启动工业化的阶段特征。第一批中国经济特区刚刚设立时，除了厦门之外，其他三个地区都是城市化率很低的农业区。中国经济特区的工业化启动，完美地符合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依靠成立高度开放的经济特区，促成中国丰沛的劳动力资源与国际产业资本对接，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启动，这些经济特区也进入了高增长轨道。但这种工业化模式在当时受到了极大争议，批评者认为，这种“三来一补”的工业化模式没有技术含量，不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

　　所谓“三高一强”，指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高、高科技产业在工业部门占比高，对外辐射带动能力强，代表了特区现在处于工业化深化阶段的特征。以深圳为例，从1980年到90年代初期，深圳通过引进外资发展“三来一补”，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初步转型，跨越了贫穷陷阱。此后，深圳几乎每10年实现一次产业升级，形成了以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创新与科技进步是深圳推动工业化深化的主要力量。不仅如此，深圳在工业化深化过程中还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带动效应，避免了许多国家经济特区出现的开放“孤岛”现象。深圳的工业化过程一直依托背后广阔的经济腹地，与珠三角乃至全国存在密切的产业流动与合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深圳产业升级加速，一大批电子信息制造、汽车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产业将生产基地、终端甚至研发中心从深圳布局到东莞、惠州、河源、汕尾等周边城市，形成了“研发—制造”和“总部—分支”形态的区域分工，逐步发展出一个空间绵延、梯度有序、功能互补的高质量发展城市群。

　　中国经济特区工业化经验表明，过早去工业化危险并非不可避免，开放经济体完全有条件支撑一个国家或地区持续深化工业化。我们对传统的竞争优势钻石模型进行拓展，加入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和利用，用产业和创新体系替代传统钻石模型中的产业配套概念，用经济特区创新文化统合传统钻石模型中的“同业竞争和企业战略”因素及“政府”因素，形成依托生产要素、国际国内市场、产业和创新体系，以及特区创新文化，并耦合国际技术革命和产业分工机遇的“经济特区钻石模型”。中国经济特区正是基于依靠资源禀赋升级、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特区文化激励的竞争优势，从工业模型扩张转向工业质量的提升，不断支撑竞争优势持续演化，顺利实现了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和工业化深化。对经济特区工业化道路的深入研究，可以促进工业化理论进一步发展完善，是提炼工业化“中国方案”的最佳样本。

　　木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对中国工业化发展有了重要指引。展望未来，您能否谈谈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意涵。

　　向晓梅：中国经济特区的工业化发展实践，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积累了成功经验，形成了工业化的“中国方案”。中国经济特区坚持对外开放，从渐进有序的开放中吸引和整合全球资源，实现高端优质要素聚集，成为全球生产供应链的重要空间载体；坚持以实体经济为主线，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形成纵向深度延伸与横向融合发展的完备产业链条，为工业化深化构筑了牢固的产业基础；坚持创新驱动战略，由企业、产业、研发机构等构成全过程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跨界融合，走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坚持文化引领，全要素创新系统为特区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并与政府及社会组织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形成独特的特区创新文化；坚持工业化辐射带动城市化，从出口加工区到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努力走向全球标杆城市，率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国经济特区成功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范例和璀璨蓝图，为全球后发地区实现赶超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当前，中国经济特区已经历经济特区初期建设和突破出口加工区“路径依赖”的两次创业。以制造业为支撑，中国经济特区在应用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领域建立起了节点型竞争优势。但这仅是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的中间阶段而非终点。面临后疫情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快调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特区应该启动“第三次创业”。一是要发力补齐基础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彻底解决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二是要保持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工业化深化，将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维持在合理水平，避免经济脱实向虚，推动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三是要以中国经济特区为中心，加快推动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不断拓展经济特区的经济腹地，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四是要进一步弘扬中国经济特区的创新文化，保持战略定力和创业激情。以创新不断提升发展内生动力，开拓高水平开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