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二波生态批评研究范式的转型，美国少数族裔的生态批评逐渐兴起，并将种族视角引入了生态批评，揭示出环境问题与种族、阶级、性别、地域等问题交错缠结且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厚重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拓宽了生态批评的维度与视域。生态批评的对象也从关注受到破坏和威胁的自然与城市环境，进一步扩展到探寻非自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文化赋予自然环境的意义和价值。美国法学与社会学教授金伯勒·克伦肖通过研究交叉的社会身份及与之相关的多方面因素提出了交叠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该理论认为种族、族裔、阶级、性别、年龄、宗教等是构成个人或群体总体身份的不同维度，当面对权力的不公正对待时，各个维度彼此相互勾连，共同构建出一套具有交叠性、多重性的系统。20世纪中叶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伊始，以莫马迪、西尔科、厄德里克、韦尔奇、霍根为代表的美国本土裔作家，从族裔视角探讨印第安族群的身份建构和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回归等核心问题，作品同时体现其对边缘化群体多维度交叠性压制的关注，为本土裔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素材。

　　对环境种族主义的批判

　　美国印第安部落立岩苏族主席戴夫·阿尔尚博说：“美国发展史就是一部印第安人血泪史。”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以文字、图片和实物等丰富翔实的史料全面深刻地展示了印第安民族四百年来的悲惨遭遇。最初，印第安人对“五月花”号上的欧洲来客展示了好客天性； 然而白人殖民者以武力威胁、诱骗等方式迫使印第安部族签订了《印第安迁移法案》《道斯土地分配法》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夺取了印第安人世代游牧狩猎、居住繁衍的土地，又将其驱赶并困居在保留地。在白人殖民者的巧取豪夺下，印第安民族不但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更是失去了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文化根基。同时，白人殖民者利用宗教和文化同化教育的方式，瓦解印第安族群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内核，使其内化并认同西方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凯伦·沃伦的“统治的逻辑”更是道出了西方话语主导阶层利用意识来进行道德评判和推理的策略，从而揭示了西方哲学中人类统治自然的合理性实质上产生于父权制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概念框架之中，使得殖民统治、种族主义、阶级压迫、性别歧视以及对自然的征服都在同一个体系中相互强化和支撑，并被逻辑性地合理化和合法化。

　　诸多本土裔文学作品控诉和批判了印第安人遭受到环境种族主义不公正的待遇。琳达·霍根在其代表小说《太阳风暴》中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为了解决纽约州居民用电问题，在印第安人世代居住的土地上修建的大坝最终导致洪水泛滥、动植物灭绝、生态环境摧毁殆尽的后果。自然的满目疮痍也印刻了印第安族群的悲惨命运：流离失所的遭遇、与土地的疏离瓦解了其文化根基和精神信仰，造成了族裔身份的迷失和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在霍根的小说《灵力》中，无节制的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的需要，导致生态环境遭到无情的破坏。而在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统治逻辑中，这一切仅仅是“人类进步付出的小小代价”。在以历史事件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卑劣的灵魂》中，霍根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描写了美国白人殖民者贪婪疯狂地掠夺印第安人土地上的石油资源，最终给印第安人带来了环境和精神上的双重危机。在印第安人的文化认知中，土地是自我的一部分，并非被征服和主宰的无意义空间，人类应坚守与环境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环境整体观。然而西方主流社会的环境伦理是体现环境种族主义和生物殖民主义特质的生态帝国主义，服务于其话语主导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并将人类对非人类的自然环境破坏、主流社会对边缘群体的种族压迫在西方话语统治逻辑中被构建成为合理化。

　　贫困成为作家关注的焦点

　　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的阶级理论认为，经济资本是阶级划分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阶级主要由一个群体的物质条件即拥有的财产决定，同时该群体的生活方式和非物质的存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阶级，成为该阶级的惯习。

　　在当代本土裔文学创作中，本土裔的贫困一直是作家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困守保留地还是移居城市生活的印第安人，无论是早期还是当代的印第安人，都饱受经济问题的困扰。路易斯·厄德里克的“北达科他系列小说”聚焦了保留地印第安人失业、贫困等生活困境。由于没有好的就业机会，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面临长期失业，政府也没能提供实质的医疗保障和有效的经济救济，他们的贫困成为了必然，大量印第安人无家可归、居住环境恶劣，成为底层阶级。正如本土裔作家欧文斯所说，保留地是“全美国最令人绝望的地方”。在《爱药》《痕迹》《宾果宫》《四灵魂》等作品中都有对类似现象题材的呈现。大批印第安人迁居城市，由于缺乏教育和缺少工作经验，加之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等文化资本，均面临失业或者承担了被歧视的底层体力劳动的工作，被视为缺席的他者。厄德里克小说中的印第安人大多从事的是餐馆服务员、夜班看守人、称重站工人、卫生清洁工、商品推销员等社会工作；开着生锈破旧的二手汽车，住着潮湿阴冷的地下室。

　　莫马迪的《日诞之地》里主人公，年轻力壮的埃贝尔也只能靠帮人劈柴或成为城市体力工人赚取微薄的收入。据统计，包括混血本土裔人在内80%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由于普遍的疾病、经济的贫困和精神的绝望而导致的社会问题，使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在美国主流话语中成为被边缘化的文化表征，出现消极和负面的他者身份建构，将窘迫的生活归结为自身的印第安身份，并形成精神上的自我压迫。还有部分印第安人如西尔科《典仪》中的塔尤，莫马迪《日诞之地》中的埃贝尔，霍根《靠鲸生活的人》中的托马斯则希望通过参加战争来改变他们印第安人“文化边缘人”的身份，融入白人社会实现个人价值。战争不仅给他们带来肢体的创伤，更是难以治愈的心灵的创伤。

　　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表现

　　印第安女性承受了女性和印第安身份双重交叠性的压制。本土裔文学中的印第安女性普遍经历着家庭暴力以及失业贫困的社会现实。随着西方思想的渗透和同化，一方面，印第安传统的母系传统和性别平等的观念逐步让位于西方父权制社会所捍卫的男性统治权威，印第安女性处于受压迫和被物化的状态，被剥夺了人格尊严和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受父权制文化影响的印第安女性也逐渐内化并认同了父权制的价值标准和男权规范。厄德里克小说《踏影》中的艾琳在婚后接受父权社会的规训，放弃学业追求，成为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女性。詹姆士·韦尔奇的《印第安律师》也体现了父权制观念下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不平等。受西方父权制社会观念的影响，大量印第安女性潜意识中将西方社会不平等的性别伦理规范内化为自我压迫的法则，认同了双重“他者”的地位和经历着性别差异的不公正，成为种族、阶级、性别等多重压迫的对象。

　　作为族裔文学的重要分支，美国本土裔文学生态批评是众多学者经久不衰的研究议题，一方面，印第安传统文化倡导的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相互依存的生态整体观，为解决全球的环境危机问题提供了范式；另一方面，随着生态批评的对象进一步扩展到探寻社会文化环境中包括自然环境恶化在内的人类所有危机之间的联系，因此从族裔的视角，聚焦文学作品中对种族、阶级、性别、环境等多维度交叠性的压迫问题的关注，揭露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扭曲的符号表征和不符的身份建构之间相互强化和支撑的社会环境体系中凸显的问题，批判西方父权制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体系，也成为本土裔文学生态批评发展的新路径。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美国本土裔作家文学归家范式研究” （18YJC752003）、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琳达·霍根小说生态主题研究”（JAS18085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