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近代中国形象
2020年11月23日 09: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23日第2053期 作者:信娜 刘丽芬

  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俄罗斯长期以来与东方有着不解之缘。18、19世纪,随着与中国交往的逐步深入,同时也受欧洲的影响,俄国掀起了“中国文化热潮”,中国的瓷器、艺术品等陆续出现在当地人的生活中,在文学和哲学界也流传着“想象中的中国”。对中国的描写,成了这一时期部分该国文学家表达自己内心诉求的方法,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复杂而矛盾。在这一历史语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了一个真实而又虚幻的“中国”,中国形象成为他反观俄国自身情况、思考其固有身份的一面镜子。

  多种因素带来乌托邦式书写

  19世纪40年代,在其创作生涯初始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中国视为具有某种异国情调的、童话般的世界。这一想象体现在其小说《白夜》中,“在这些角落里,亲爱的娜丝金卡,好像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那里的生活不同于我们这儿沸腾的生活,它也许只存在于那万里迢迢、人所不知的王国……”1861年,他在《俄国文学论丛》导言中写道,“中国和日本首先是离欧洲太远,其次是有时几乎很难去那里”。可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中国是遥远而神秘的,就像一个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国度,它是如此遥远,甚至超出了当时俄国人的认知范围。

  距离的遥远并未阻碍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中国和思考相关问题。受“中国风”影响,他将当时流行于俄国上流社会的中国器物写入了文学作品中。如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中,他写道:“伺候这样的贵客,钻到地底下也得找来呀;哪怕上中国也得给你们去请呀”“马斯洛博耶夫坐在那儿,穿着一双非常漂亮的中国布鞋,身着价值昂贵的长袍和崭新的、非常讲究的内衣。”“还给我钉上了领扣和袖扣,穿上中国布鞋、中国长袍,又硬给我梳了头,抹了发蜡。”从瓷器、衣物到家具,中国元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为作品增添异国情调的同时也折射出作家对中国的看法:遥远、神秘、富足的国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经常从与欧洲相对的角度出发,思考和构建中国形象,正如其在书信中所写:“两个贵族都是一家之长,他们在各方面的见解却不相同,就像欧洲同中国那么不一样”“就算我们同那个中国一样吧,只是我们没有它那种秩序。我们刚刚着手做的事,在中国则已经完成。”总体而言,在与欧洲距离遥远、“中国风”盛行、理想国家形象的构建程式等诸多因素影响下,这一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中国想象成了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家,其以儒家思想治国、国家制度完善、君主开明,不需要欧洲那样的社会制度、自由及思想启蒙。通过对中国的书写,并借用想象中的制度完美的国家形象,他表达了对俄国现实情况的焦虑及对未来的殷切期望。

  反映作者对俄国现实的思考

  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在鸦片战争中暴露无遗,理想化的中国形象遭遇了现实的挑战。俄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用冷静、挑剔的眼光审视中国。1873—187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担任《公民报》编辑期间,创办了文学专栏,1876年开始以独立月刊的形式出版《作家日记》。每一次作为发起人或领导人策划出版方案,他总是极力展现自己的核心理念,其中也包含对中国的看法。很明显,对他来说,中国形象的构建,不仅是艺术手法,更是思想观念的表达。

  有学者认为,在首次出版的《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对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形象描写批判了当时俄国的现实。“可以理解,只有安静才是真正的中国性,这些先生们却说,他们是进步的。上帝,如果这是进步,那中国性意味着什么?”此时他笔下的中国是僵化守旧的,但他同时理想化地认为,由于拥有强大的固有制度,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机构是稳定的,僵化的制度甚至可以提供某种保护。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中国形象的这种描写,与当时俄国的社会背景及其本人的政治主张有关。俄国学者们对于自己的国家未来应该何去何从进行了许多讨论,从19世纪40年代起,逐渐形成了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两种观点。西欧派认为俄国应该走西欧的道路,西欧是发达国家,东方国家只是依靠僵化的习惯在维持;斯拉夫派则坚持该国文化的独特性,认为俄国应该走属于自己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与前两者都不同,他是根基派的代表,一方面批评斯拉夫派过于保守,脱离了俄国的现实;另一方面坚决反对脱离俄国文化传统的西化主张,认为全盘西化会侵蚀俄国的根基和文化,俄国应走“第三条道路”。通过想象中的“中国”,他呼吁俄国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不要走向极端西化。“中国”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批判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宣扬根基派主张的一种武器,目的在于借近代中国形象破解长久以来形成的东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使俄国获得自己的发展空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构建的近代中国形象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体,理想的“中国”是他用来反观俄国现实的镜子,现实的“中国”是他用来思考俄国文化身份的手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出的“中国形象”和“中国主题”系统,在其文学叙述结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学价值。全面而细致地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近代中国形象,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其创作思想的研究。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西方语言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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