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出使匈奴时的忠君表现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得到西汉朝廷的特别重视，更谈不上尊崇。苏武归汉后，朝廷虽然有赏赐，但是从赏赐的情况来看，不过是常规之赐，并无明显的优待。《苏武传》中苏武出使不辱、守节不屈忠义形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思想。

　　苏武出使事迹起初并未受到特殊重视

　　苏武出使不辱、守节不屈的忠义形象在历史上的影响可谓至为深远，而《苏武传》因为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历史形象，从而成为《汉书》中的名篇、我国历史人物传记中的经典。然而，清人赵翼对此早就有所质疑。他指出，与苏武同一时期不辱使命的大有人在，而唯有苏武被大书特书，名垂青史。对此，赵氏以为是历史“有幸有不幸”（《廿二史札记》）的结果。言下之意，显然是说苏武为历史的幸运者。

　　事实确如赵翼所言，在汉匈交聘的频繁时期，像苏武一样的汉使并不少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苏武归汉后，朝廷在赏赐等方面并没有明显的优待，李陵《答苏武书》曰：“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而燕王刘旦为了指责霍光专权，甚至以苏武之事为说辞，上书昭帝曰：“臣闻武帝使中郎将苏武使匈奴，见留二十年不降，还亶为典属国。今大将军长史敞无劳，为搜粟都尉”。（《汉书·武五子传》）

　　虽然苏武归汉之初没有受到重视，但是其人生际遇在宣帝时却发生了逆转。宣帝即位次年（本始元年），苏武不仅受封关内侯，而且在其身后不久，还被画像于麒麟阁。尤其是后者，更可谓极一时之荣。但必须指出的是，此等尊荣与苏武“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之功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他参与了谋立宣帝一事。“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汉书·苏武传》）汉制，无功不侯。而苏武最终以谋立受封关内侯，又进一步反衬出其在匈奴的守节行为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

　　谋立汉宣帝也应该是苏武能够图像麒麟阁的主要原因。我国古代一向有帝王图画功臣以行表彰之事的传统，此即滥觞于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于未央宫建麒麟阁，图画功臣十一人，其以霍光为首，而苏武陪于末位。对于麒麟阁十一功臣的人选，宣帝心中显然有着特别的考量。如所周知，宣帝一生中有三个关键阶段，一是幼年落难，二是即位为帝，三是亲自执政。从麒麟阁十一功臣的情况来看，皆是在这三个关键时刻有恩于宣帝的人，即落难时的保护者，如丙吉、张安世等；登上皇位时的拥立者，如霍光、杜延年等；亲政过程中的扶持者，如萧望之、梁丘贺。以此为参照，苏武显然主要是以拥立者的身份而入选麒麟阁功臣。虽然有人认为，出使守节也是原因之一，但笔者以为，如果不是因为苏武参与了谋立宣帝之事，则入图麒麟阁显然无从谈起。

　　忠义形象形成的政治契机

　　麒麟阁功臣“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汉书·苏武传》），位列其中的苏武足以因此而载名史册。由此看来，赵翼说苏武为历史的幸运者倒也未必尽然。但是，苏武最终却能够以出使守节的忠义形象示于后人，还有着更为深厚的历史契机与背景。

　　苏武以谋立宣帝之功而入图麒麟阁，然谋立之事毕竟事涉皇家秘辛，其间详情自不可泄之于外。在此情况下，苏武出使不辱的事迹遂逐渐为世人重视。

　　与苏武同为麒麟阁功臣的刘德之子刘向在其《新序》中有“节士”一卷，其记载的“节士”主要是先秦时期人物，汉代唯有苏武一人，所述皆是其出使匈奴时的守节不降之事。不过，刘向的记载十分简略，通篇不足300字，与后来的《苏武传》自不可同日而语，且所记细节亦有出入。但是，刘向赞苏武“守节不移，虽有铁钺汤镬之诛而不惧也，尊官显位而不荣也”，称之为“守节之臣”，又引苏武自语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新序》卷七）这种绝对忠君的思想基本上奠定了《苏武传》的基调。

　　进一步而言，这种思想通过《苏武传》广泛传播和发扬光大，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而班彪、班固父子通过《苏武传》，将绝对忠君的思想渲染到淋漓尽致，则主要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需求而刻意树立一个典范。

　　忠君思想与苏武形象的后世书写

　　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伦理，君臣伦理思想在西汉时发生了重要变化，那就是董仲舒在天命论和天人感应思想基础上，将家庭血缘伦理糅合进政治伦理思想中，提出了绝对忠君思想。所谓“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春秋繁露·顺命》）。因此，天与天子、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尊卑、主从关系；天子应当视天为父，以孝事天；臣民则视君为父，绝对忠于君主。尊上忠君是臣民不可违背的神圣天道。

　　董仲舒的忠君思想提出以后，是否立刻便成为社会普遍认同、遵守的伦理准则？显然不是。投降匈奴的李陵，本有戴罪立功、再归汉室之心，最终却因武帝杀其母亲，遂不复顾念君臣之义。这说明在李陵心中，忠君与否仍需看君主是如何对待臣下的，若君主不仁，则不必忠心。司马迁对李陵投降一事不但未有非议，反为之辩解，亦见司马迁也没有将忠君看作臣下的绝对义务。尤其是王莽篡汉时，忠于汉室的臣僚可谓寥寥无几，更说明直至西汉末年，绝对忠君的思想仍没有得到社会普遍的接受和践行。

　　董仲舒视君如父的绝对忠君思想最终为社会普遍接受，成为广大士人为之践行的一个重要伦理观念应该是在东汉以后。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以后，其对王莽篡汉之事仍心有余悸，唯恐类似的情形重演。因此，他一方面极力防范权臣的出现，另一方面则不失时机地褒奖忠臣，向群臣宣扬绝对忠君观念。例如，光武帝大会群臣时，曾指着王常对群臣说：“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并于“是日迁常为汉忠将军”（《后汉书·王常传》）。其后的孝明、孝章二帝亦以推重儒学为务。尤其是章帝，更于建初四年（79年）召开白虎观会议，“讲议《五经》同异”。白虎观会议除了更加强调君权神授、君主权力至高无上外，还进一步明确了“三纲”的概念，并提出“六纪”之说，指出三纲“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纲纪可以“疆理上下，整齐人道”。因此，人们应当遵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及“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的社会秩序。会议又申明：“君，群也，下之所归心。臣者，繵坚也，厉志自坚固”（《白虎通德论·三纲六纪》），认为群臣应当坚定地忠诚于君主。白虎观会议后，章帝命班固将会议记录整理成书，是为《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由此，白虎观会议确定的“三纲六纪”等政治伦理正式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

　　显然，在这一重大的现实政治背景下，树立标杆性的人物以作为天下共仰的典范刻不容缓。在白虎观会议前后，《汉书》尚在修撰中，其修撰者班固因此刻意选取了本已有“节士”之称的苏武，进一步塑造其忠贞不贰、誓死不辱使命的臣子形象，以为天下士人的楷模，这是不难想到的。由此，《苏武传》诞生，苏武忠义形象遂彪炳于后世。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