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全球治理理论前沿评析
2020年08月05日 09: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5日总第1982期 作者:聂圣平

  在西方学界近五年(2015—2020)的研究文献中,比较有影响的全球治理理论主要有五种,即元治理理论(Metagovernance)、多中心治理理论(Polycentricity)、网络治理理论(Network governance)、变革治理理论(Transition theory)和实验主义治理理论(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元治理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杰索普(Jessop)和索伦森(Sorensen)。他们倡导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相互协调合作和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元治理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政府通过扩大参与的方法,让政府之外的各级组织尤其是私营部门和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使其决策过程更具包容性。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是三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各自依赖的治理方式完全不同。政府依靠等级治理,私营部门依靠市场治理,公民依靠关系网治理,三种治理模式彼此独立。如何让三者兼容,是元治理理论遇到的最大挑战。该学派认为,在理想的情况下,三者的交互和协调是可以做到的。根据特定的情境(体制、环境、社会等)组合三种看似相互独立的治理模式,找到一种最佳的治理方案,进而改善决策过程、协调集体行动。概而言之,元治理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试图协调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让其协同合作参与公共决策,以期达到决策过程的最大民主化和决策结果的最大合理化。但这同时也是元治理最大的短板所在,它低估了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关系网治理体系之间的差异。在一些复杂情境下,差异有时候大于相容。

  多中心治理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学者奥斯特罗姆(Ostrom)。该理论认为,通常在一个重大决策的产生过程中,存在着多个决策中心。这些决策中心在形式上相互独立,追求不同的具体目标,依赖不同的组织载体,处于不同的空间位置等。但是最高层次的决策目标将这些不同的决策中心聚集在了一起,他们依据各自的组织定位,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奥斯特罗姆认为,未来的全球治理在性质上必然是多中心的,“在全球一级谈判中达成的解决办法,如果没有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各种努力的支持,就不能保证有效地发挥作用”。该学派乐观地认为,分散的决策中心可以成功地达成一致决策和组织集体行动来处理全球公共产品和提供全球公共服务。而且他们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决策中心会改善彼此的沟通和互动,进而加强相互间合作所需的信任。可问题是,种族偏见、文化差异以及利益驱动向来都是全球合作的障碍所在。此外,在一些具体操作层面上,如何合理划分不同决策中心的权利和责任,是否存在一个凌驾于不同决策中心之上的公共机构及其是否具有足够的权威来平衡各方的利益,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法规是否能及时跟进等,这些都是多中心治理理论需要解决的难题。

  网络治理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埃克斯特罗姆(Ekstrom)和杨(Young)。该理论一开始只是元治理理论中的一个子治理模式,后来独立出来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新兴的理论学派。欧盟在2012年讨论未来全球治理趋势时提出,“预计未来几十年,网络治理的兴起将继续、加速并在地理上蔓延”。网络社会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国际、跨国和跨地区的关系将在一个持续的全球化进程中共存。网络治理学派据此认为,及时评估网络并对网络进行最佳设计,将有助于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网络治理理论基于几个基本的假设,“网络结构是相对稳定的;网络中的参与者相互依存但又独立自主;参与者有共同的宗旨和目标;能够灵活和创造性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等。该学派认为,相对于传统模式而言,网络治理可以最大程度地简化治理的形式和减少治理的层级,使治理简单化和容易化。网络治理特别重视参与者间的互动,因为个体对决策整体的认知和影响决策结果的能力都非常有限,而他们在网络中互动学习,实现资源共享,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纵然网络治理具有诸多的优点,但它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变革治理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弗兰茨基。该理论侧重于从跨学科的视角研究全球治理问题,它主要综合运用了三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即考夫曼的复杂系统理论、罗特曼斯的治理文献研究法和吉尔斯的创新研究论。变革治理要求研究的跨学科性,承认事物的不确定性,强调治理的适应性,注意相关因素在一般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性以及在具体案例和问题中的聚合性。变革治理理论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社会系统中各要素的变革动力问题。该学派认为,在分析系统各要素的变革动力时,需要同时考虑到人为的和非人为的影响因素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素,既要分析社会、文化、体制和政治方面,也要关注经济、生态和技术方面。在变革动力的驱使下,各要素、各系统、各领域都会出现相应的变革,并以此寻求应对变革的治理方法,这就是变革治理。该理论最大的优点是适应了事物不断发展的动态性,在引入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后,使得治理变得定量化和科学化。但是这种理论最大的弊病在于,缺乏对社会文化的敏感性和个人心理的关注度,当然这也是很多行为主义学派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通常犯的老毛病。

  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萨贝尔和赛特林。萨贝尔将治理理解为“一个在不同背景下,通过比较各种方法来推进目标制定和修订的循环过程”。这种理论不是对已有治理形式和经验的简单总结和概括,而是一种即将到来的未来治理模式。它之所以被称为务实的或实验主义的,主要在于它承认事物的不确定性,对所有理论假设和实践结果提出质疑,并将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案视为不完整和可完善的。该理论强调,在治理过程中,需对目标和手段进行不断的调整,以期达到最佳的治理效果。该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处于较低级别或位于地方的组织和行为主体提供一定的自主权,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及时地调整决策目标和实施手段等,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但问题是,这种理论侧重于自下而上的行动,往往忽视了主导政权的行为者在治理中的地位。换言之,下层的自主性和上层的主导性之间如何做到兼容,这是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必须回应的问题。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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