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研究欧洲变化、借鉴欧洲经验、分析中欧关系，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欧洲研究学科体系建设应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使用专业学科工具的能力。这不仅是我国欧洲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需要，也是欧洲研究学科体系建设的前提条件。

　　欧洲研究的三个时期

　　70多年来，中国欧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基础和重大科研项目不断取得进展。在学科体系方面，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政策、欧盟法、欧洲国际关系、欧洲一体化及历史等领域的研究已基本实现学科化。从事欧洲研究的中国学者，他们的学术背景丰富多元，可以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开展工作，深入剖析欧洲自身发展及对外关系的内在逻辑，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和决策影响力。

　　作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欧洲研究与共和国同步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从1949年到1977年，即新中国欧洲研究的奠基时期。在冷战背景下，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比较疏远，中国学者的欧洲研究主要是在“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对各国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

　　二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即新中国欧洲研究快速发展时期。198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西欧研究所（后更名为欧洲研究所），随后创办《西欧研究》杂志，成为国内最大的专业性欧洲研究机构。《西欧研究》此后曾更名为《欧洲》，现名为《欧洲研究》，刊发的很多论文代表了该领域最高水平，起到了引导学术发展的作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开始对欧洲国家和欧洲共同体进行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

　　三是从2001年至今，可视为新中国欧洲研究的繁荣时期。在“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ESCP，2005—2008）的支持下，中国20家高校建立欧盟研究中心，从事与欧洲研究相关工作的学者及其成果数量不断增加，视角和方法日益多样化，基本覆盖了欧洲研究的主要领域。

　　在中国欧洲研究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在研究方法、学术话语和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陈乐民强调应从历史、文明的视角研究欧洲，倡导建立中国的“欧洲学”，对欧洲研究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国际问题研究起到很大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裘元伦主张对欧洲国家的经济改革进行深入研究，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这种取向对中国欧洲研究的发展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二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成为国外欧洲学界最具前沿性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欧洲研究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引入国外学术界欧洲一体化研究有代表性的权威成果是必不可少的。2004年，在国内翻译出版的“欧洲一体化译丛”包括五部国外学术著作，分别对欧盟治理、经济一体化、欧洲宪政、欧盟外交和一体化史进行了系统介绍，引入了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新方法和新理念。此后，中国学者又与欧洲学者合作，出版了“欧洲模式”系列丛书，集中了中外学者的智慧，就欧盟治理模式、欧洲经济社会模式与改革、欧盟法律创新以及欧洲认同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引领了中国欧洲研究前沿。

　　六大领域全面开花

　　总体来看，我国欧洲研究已较为成熟，并形成六大领域全面开花总体局面。

　　一是欧洲经济研究。中国欧洲经济研究的重点议题涉及欧洲国别经济研究、欧洲经济模式研究、欧洲债务危机研究、欧盟与世界经济研究、欧洲经济一体化及不同政策领域和机制研究，为解决中国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难题提供了参考。从研究视角看，从早期以介绍欧洲经济一体化进展和相关理论出发，发展为从宏观上评价与把握、从理论上探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及发展前景，这表明相关研究正向一个新高度迈进。从研究方法看，从文献梳理发展为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工具开展经济一体化研究。在某些具体研究领域，还采用计量模型等工具进行研究和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总体上呈现出两大变化：研究目的从批判到借鉴，从国情介绍为主到理论研究为主；研究对象从国别研究到经济一体化研究。

　　二是欧洲政治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初期主要以介绍、汇编相关资料为主。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注入了新动力。伴随这一进程，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迅速增长，涵盖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也开始实现突破。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随着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以及2003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欧洲独特的政治体制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关于欧洲政治治理方式的研究超过了传统的国别政治研究成为“显学”。在研究方法上，从初期的一般性追踪、引介和评价，发展到以多种一体化理论为依托的全面深入研究。2008年后，欧盟陷入各种“危机”，包括欧洲“去一体化”、政治思潮、政党政治等议题成为“危机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进入21世纪，欧洲也在经历百年变局，各种力量错综交汇，给欧洲政治研究提出了新挑战。未来的欧洲政治研究需要超越以热点问题跟踪为导向的特点，更加注重提炼有创见性的理论，提倡跨学科、交叉学科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关注欧洲大国内及大国间各种力量的消长。

　　三是欧盟法律研究。中国欧盟法研究稍晚于欧洲政治、经济等学科，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欧盟基础条约的翻译是由非法学领域的学者完成的。直到90年代初期，欧盟法研究才向学科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中国的欧共体和欧盟法研究最初派生于国际法学，随着各部门法拓展研究域外法律制度以及欧盟法自身领域的不断扩大，中国的欧盟法研究逐渐扩展到各个法学部门和新兴领域。中国欧盟法研究中的很多成果在选题和方法论上具有突出的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的学科视角，并且呈现出立足中国、解决中国关切的问题意识和偏好。通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蓬勃发展，中国欧盟法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术共同体。中国欧盟法研究有几个特点：研究成果丰富，在重要领域与国外学者保持同步；研究方法多样化，比较研究与案例研究方法得到广泛运用；基本上反映了欧盟法的动态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未来，该领域研究需加强原创性、深度性与问题意识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中国的国际法实践和中欧关系平稳发展贡献智慧。

　　四是欧洲社会文化研究。该领域是一个多学科广泛参与的领域，其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涉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与文化研究等诸多学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欧洲社会文化研究逐渐成长为中国学界研究欧洲的一个重要领域。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成立社会文化研究室，着力探索该领域的研究视角。研究室的学者们对“欧洲文明”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欧洲福利国家制度持续开展研究工作，在中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提供了学术支持。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学界开始较为集中地关注欧盟层面的社会与文化政策和欧洲认同等问题。21世纪以来，欧洲社会模式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视角，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形成和欧洲学者之间的对等交流。同时，关于欧洲社会治理的研究也广泛地涉及劳动力市场改革、移民与民族问题、社会政策、公共服务、社会组织、民族国家等多个层面，并产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五是中东欧次区域研究。20世纪50年代是国内关于东欧相关知识的传播期。60年代中期，国内高校和政府部门成立了一些苏联东欧研究机构。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内对东欧改革经验的兴趣增加，80年代东欧研究迎来大发展时期。冷战结束后，作为地缘政治概念的东欧失去了存在意义，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中东欧研究日益具有欧洲研究的属性。受欧洲一体化影响，一些研究机构内部对中东欧研究的处室进行了调整，将中东欧研究单位并入欧洲研究建制。近10年来，中东欧研究主要关注中东欧国家转型研究、欧盟东扩研究、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研究、“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研究等问题。

　　六是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欧洲国际关系是以欧洲国家间关系及其对外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既包括欧洲联盟、其成员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也包括欧洲地区内部各国相互之间的外交关系。伴随着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窄到宽、从封闭到开放、从低调到繁荣的历程。面对这样一个覆盖面相当广泛的研究对象，中国的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学者逐渐从单一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扩展到安全、理念、贸易和金融、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学术成果的理论性、系统性和专业性以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都有明显提升。

　　此外，国内学者十分注重从欧洲史/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演进等视角研究欧洲。比如，学者们认为，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欧洲问题研究，归根结底是各科当代史的高度综合；研究欧盟经济，不仅需要经济学的方法论，还需要研究欧盟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以此类推，研究欧洲政治、社会、法律、文化、国际关系，都需要有历史学和各学科之间相互验证。

　　中欧关系研究深入且活跃

　　中国与欧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际行为体，代表着世界上两大重要的文明，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的合作伙伴。由于“欧洲”概念本身的集合性和复杂性，涵盖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和非传统的超国家行为体，中欧关系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双边关系。

　　中欧关系研究首先要厘清中欧关系的发展历程。冷战时期，“争取中间地带”的外交政策为中国进一步开展对西欧外交铺平了道路。1964年，中法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破冰”，长期追随美国外交政策布局的多个西欧国家分别谋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联邦德国、西班牙等国相继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和英国及荷兰之间长期的代办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1975年，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改为“欧盟”）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随后，中国和葡萄牙及爱尔兰也开始就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接触，并最终于1979年签署了建交文件。至此，中国对欧洲开放的外交布局已基本完成。此后，中欧关系发展无论是从速度和广度，还是从深度和力度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

　　中欧关系一大特征是，双方在寻找共识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中国和欧洲在建交伊始即达成了战略共识，为中欧关系整体向好的态势奠定了基础。1995年7月，欧盟委员会出台了第一份对华战略文件《欧中关系长期政策》，从战略高度界定欧中关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对华政策。2003年10月，中国外交部发布了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公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前景以及欧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重要作用的判断，积极评价了中欧关系的发展，指出“中欧之间的共同点远远超过分歧”，“中国致力于构筑中欧长期稳定的全面伙伴关系”。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欧盟总部时强调，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为中欧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中欧关系自此开始了重大转型，向纵深发展。中欧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承诺共同发展互利的创新伙伴关系，建设开放性经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相互开放投资。早在2013年11月，中欧双方就各自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接，通过了《中国欧洲合作2020战略规划》，确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合作领域和合作目标。此外，在欧洲出现多重危机的时候，中国自始至终站在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原则立场上，多次表示与欧洲共渡难关。

　　除了欧盟层面的合作以外，中国与欧洲国家双边关系也不断推进。中国和法国共同为促进投资发展而制定了《中法关系中长期规划》，和意大利制定了《中意关于加强经济合作的三年行动计划》；和英国发布了《中英联合声明》，协议加强伙伴合作；和德国签署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为两国合作制定了路线图；和中东欧国家通过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贝尔格莱德纲要》，提出推动互联互通合作，并积极推动2012年建立的“16+1合作机制”向务实领域发展。目前“16+1合作机制”已经发展到“17+1”。欧盟和中国正在对接共建“一带一路”的务实合作方式。

　　中欧在联合国维和、国际反恐、落实《巴黎协定》、非洲第三方合作等多个全球治理领域推进多边主义的合作。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欧分别对以WHO为代表的国际多边机制给予了道义和实际支持。在上述中欧关系的多层多元领域中，中国学者都开展了深入且活跃的研究，为增进中欧人民之间的了解与理解而努力地工作。

　　面向未来的中国与欧洲

　　中欧既有共同或相似的目标，如都维护世界和平、倡导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但中欧之间在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上也有差别。例如，欧盟打通亚欧大陆的方式主要是靠“软性”的机制性建设，即设计多层对接机制，传播“欧盟模式”，实现多重合作。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主要方式是“五通”，是一种立体和虚实结合的建构，即通过参与方的政策协调，建立互信和合作机制；通过联通基础设施，促进货物和人员的流通；通过创造各种贸易便利措施，促进贸易增长；通过融通资金，助力各国经济发展；通过人员交流，增进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并促进合作。

　　欧洲战后对外关系主要路径是“规范”和“外溢”的，即在对外交往中力图以欧洲方式影响外部世界，梯次式地实现自身目标。加之欧洲受内部各种矛盾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倡议既有所期待，又惧怕风险。随着中国的发展，欧洲一些国家看到中国实力增长带来的机遇，积极地回应中国的合作动议；而另外一些国家则认为要加大“外溢”的力度和压力，欧洲的影响力也随之开始由软变硬。

　　在中国与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初，中国和欧洲就以和平发展为主要目标，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成就了相互学习、借鉴和促进的中欧关系。冷战后两霸格局解体，中国和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分量都加重了，但双方支持多极化、多边主义、多元文化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共同决策的基本主张一直没有改变。当今世界，国际风云起伏跌宕、国际格局大分大和、国际力量此消彼长。随着美国的“退群”及其国际影响力的衰减，中国和欧洲的影响力都进一步提升。中国以数量增长见长，而欧洲则依靠历史积淀和经济实力力图在未来世界格局的演变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引领角色。中国和欧洲要想在世界巨变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仍然需要搁置分歧、包容差别、加强合作。中国和欧洲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虽然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在“共同分担、共同分享”这些基本目标方面可以达到契合。人类历史无数次证明，只有合作才能达到共赢。无论中欧之间有怎样的差异，合作都是各自完善和进步的前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欧洲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