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自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便作为一个高频词、关键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响应。纵观人类社会历史，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提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理念、倡议或政策。对中国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伟大实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就承载着这一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着眼于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是在本体论上超越民族国家中心范式。自近代欧洲开创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和最主要的行为体，现代国际秩序由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交往共同建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民族国家长期占据研究议题的核心地位，成为触发一系列学术问题的原点。即便是在当下，也鲜有人研究“生命政治”和宏大政治对微观个体的细密影响。习近平主席心系天下、畅怀古今，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以“人类”为单元的世界观和以“人类福祉”为价值取向的发展观，超越民族、国家分野，为全球治理和国际社会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同时，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天下情怀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充分展现。

　　二是在认识论上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但这是一条强调“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的对外扩张之路。在对待人类文明问题上，某些西方国家常以“有色眼镜”和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其他文明，将自己看作“上帝的选民”和“文明的灯塔”，而把非西方文明视为“劣等文明”，于是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就变成了“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认为，各种人类文明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不同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要有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

　　三是在实践论上超越零和博弈游戏规则。近代欧洲创建的民族国家体系虽然打破了神权统治，确立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也以追求和平为价值旨归，但在此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国际秩序陷入霍布斯意义上的“丛林假定”，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修昔底德陷阱”仍像幽灵一样游荡在欧美大陆上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发展模式上主张共商、共建、共享。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的倡议，“让铸剑为犁、永不再战的理念深植人心，让发展繁荣、公平正义的理念践行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打破了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走出了一条“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的发展之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样板。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时代主题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需要新思想、新理念的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上述三个方面的意蕴均超越了近代以来西方开创的政治文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重要论述，形成了一个科学完备、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主体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的贡献。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专门机构的决议，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汇聚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形成共守的规范，扩大共享的利益，由中国倡导的国际关系新时代正徐徐拉开帷幕。

　　（作者单位：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规划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