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劳动的双重属性不仅是马克思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也是理解唯物史观的枢纽。如果劳动的双重属性仅仅被视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存在物，那么就会像普殊同一样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观，因而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
如何理解劳动及其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片面化为韦伯式的“目的性的工具活动”，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适用于区分灵长目的生活方式和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但不适合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因而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普殊同则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特殊化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劳动形态，由此认为“马克思理论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而是一种特别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从而制造马克思前后理论的断裂，否定作为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见，对劳动的正确理解及其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是事关唯物史观前途与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阐明。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哲学概念，不能从单纯的经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意义上来把握。马克思通过对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发现了劳动概念对实现其哲学革命的价值，他指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由此提升出人类实践作为一种“对象性的活动”的本质规定。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扬弃了作为哲学概念的劳动的唯心主义性质，从物质生产活动这一现实概念出发，突破了黑格尔哲学把实践仅仅理解为“精神的劳作”和费尔巴哈仅仅理解为“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而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于是，主体不再是抽象、能动的精神主体，而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而客体也不是被直观之物或自在自然，而是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不断被深深卷入人的世界的人化自然。然而，这只是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一个方面。如果仅如此理解，难免被哈贝马斯等人指摘为劳动是“目的性的工具活动”，没有把握住交往活动。其实，那种把劳动概念囿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活动的观点，仅立足于马克思所批判的孤立个人的劳动，而不是现实的社会生产劳动。现实的社会生产劳动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劳动。正是在总体性的社会生产劳动中，在纵向结构上表现为劳动的对象化，关涉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在横向上关涉人与人交往构成的社会关系。因此，从“总体的”社会生产劳动中提升出来的实践概念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乃至整个哲学的理论基石，它既包含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又包含主体间现实的社会关系，前者构成了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批判，后者构成了对费尔巴哈基于孤立的个人的抽象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正如马克思自己所宣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并没有去抽象地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立即转身去研究实践的现实形态即物质生产活动或劳动。正是从作为哲学概念的劳动出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也正是从劳动的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出发，马克思提出并阐明了唯物史观最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从而揭示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并以此为指导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
马克思从劳动的双重属性出发阐发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两个唯物史观最基本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正是从劳动的自然性出发将对德国哲学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统一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生产力概念。马克思明确指出，“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神秘莫测的崇高功业’的问题。然而，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马克思正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或“工业”中所包含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破除了“深奥的哲学问题”，然后在哲学批判的基础上阐明了生产力概念的本质内涵，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斗争”与“统一”的辩证关系，这种“斗争”表现为动态的生产力，而“统一”则表现为静态的生产力。但不管怎样，生产力始终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而在国民经济学中与财富创造相等同的生产力概念经过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发现乃是人的劳动。马克思也正是从劳动的社会性出发揭示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乃是生产关系。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虽然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他没有把人看作“感性活动”，换言之，没有把人看作从事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或劳动的人。因此，在费尔巴哈那里，人与人之间除了宗教上的爱和日常生活中的友情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关系了。而马克思正是从“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即劳动出发，从其社会性方面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现实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在劳动过程或物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这一点还可以从后面马克思阐述“关系”一词的文本中得到佐证，他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马克思对这种关系的分析显然是建立在劳动概念基础之上的，因为他在前面已经明确指出，劳动构成了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准，动物之所以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其根源在于其活动并不是劳动，正是在劳动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才构成人真正不同于动物世界的关系。
只有从劳动的双重属性出发才能深刻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表现为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以往我们常常将这一原理抽象理解为，似乎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相互独立的两个东西，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然后两者相互作用。其实这是人类社会进行物质生产活动所内含的两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正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产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与“统一”的关系，正是在这一辩证运动过程中塑造社会生产力内部运行的矛盾与规律，即“当下人的活劳动与已经凝固化为社会生产力结构的‘死劳动’的矛盾，二者既相互适应又相互推进”。但“活劳动”驱动“死劳动”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实现的，于是，“死劳动”则构成了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由此社会关系转化成物化的社会关系，转化成为支配生产力的现实力量，从而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实质上是通过物化劳动来实现的，即通过物化社会关系或者说为社会关系创造物质载体来实现的；反过来，以“死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即物化的社会关系）影响社会生产力结构，从而实现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由此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或劳动才能加以深刻地阐明。
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之所以能够称为不同于自然规律的客观规律，同样因为通过社会物质生产即劳动能够得到说明。马克思指出，“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我们本是的产物”即主体力量的产物，能够成为一种不受我们控制、制约我们的客观物质力量呢？尽管人类社会的行为具有主观性，受人的主观意识和主体力量的支配，但并不是所有社会意识和意志都转化为社会行为和力量。这种意识和意志必须通过实践（主要是通过劳动）而被对象化和物化，一旦进行这种转化之后，它就会形成不以个体主观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力量，这种客观物质力量具有自身的、不以个人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运行逻辑和规律，而上面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辩证关系就是这种逻辑和规律的体现。正是从劳动概念的双重属性出发，才能更好地揭示人类社会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的双重属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这句话指明了劳动的双重属性在政治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但长期以来也被误解为或片面化地理解为劳动的双重属性仅仅在政治经济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而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价值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根据上面的阐释可以明确指认，劳动的双重属性不仅是马克思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也是理解唯物史观的枢纽。如果劳动的双重属性仅仅被视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存在物，那么就会像普殊同一样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观，因而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劳动的双重属性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维度。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