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科学概念或范畴的提出，都是建立在长时间实践基础之上的。以“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概念为例，它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不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政治生活给出清晰明确的定义，但他们在创立和发展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过程中，提出了与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思想与观点，丰富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与党内政治生活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

　　列宁明确使用“党内生活”这一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或使用过“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列宁同志则明确使用了“党内生活”这一概念。在《列宁全集》中，出现“党内生活”字眼的论述达50多处（含注释）。在《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列宁使用了“党内生活”的概念。列宁在文中所提到的“党内生活”，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基层组织内部活动的含义。在《关于恢复党内和平的措施的发言》与《进一步，退两步》两篇文献中，列宁多次使用了“党内生活”的概念，提出了关于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与原则，成为无产阶级政党极其重要的准则。此外，列宁在《告全党书》《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等文献中都有使用过“党内生活”概念并对党内生活相关方面作过论述，这为我们理解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提供了理论渊源。

　　除了使用“党内生活”的概念，列宁还使用了“党的生活”的概念。《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中，共出现“党的生活”字眼的论述60多处。在《怎么办》中，列宁使用了“党的生活”这一概念，指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的各种活动状况。列宁在《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文中又使用了“党的生活”概念。1905年布尔什维克主办的《前进报》专门创建了“党的生活”栏目。1908年12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列宁在论述党代会作用与新思想派别的时候，提及了“党内生活”。他指出：“这次代表会议在党的生活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它指出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两派中都产生了新的思想派别。” 此外，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致全体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公开信》等文献中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生活都有所论述。在列宁的论述中，“党内生活”与“党的生活”两个概念可以等同使用，但对两个概念的内涵并未作过明确定义。

　　党自成立起就重视党内政治生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重视党内政治生活，但也未对“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内涵作过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先提出与“党内政治生活”相近概念的人是蔡和森。他在驻任共产国际期间，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的报告，蔡和森先后提及了“党的生活”“党的政治生活”“党的生活状况”“党的内部生活”等相关概念，并对当时党的政治生活、党的内部生活、党的内部精神状况都作了详细论述。他所讲的“党的政治生活”，是指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项政治实践活动。而“党的内部生活”与“党的内部精神状况”则主要指建党之初不同领导人的思想现状、政治主张和政策分歧。蔡和森认为，党的内部生活对党的发展极为重要，是“根本的政治问题”。

　　1926年出版的《校刊》刊登了中共中央文件《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使用了“党的生活”概念。文件指出，党支部是党的生活的中心，每个党员的生活都是党的生活的一部分，而党的生活集中在党支部。1926年中共中央的另一份文件《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使用了“党内生活”概念。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文件《组织问题决议案》中使用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文件中强调要通过完善党内民主来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以巩固党的领导力量。从党的这些文件来看，“党的生活”“党内生活”“党内政治生活”三个概念，都是指党内的各种政治活动，并无实质性差别。

　　192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这是毛泽东关于“党内生活”的重要论述。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思想，毛泽东作了严厉批判并提出纠正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使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定义“党内生活”的含义，但已对党内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提出了“党内生活的民主化”论断，并强调党内生活民主化是领导干部发挥积极性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关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的论述，是对党内政治生活目标的设定。此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了名为《党内生活》的内部刊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关于“三反”、“五反”》《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等文章中均有提及或论述“党内生活”或“党的生活”。

　　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也多次提及“党内生活”的概念并论述了党内生活的重要原则、方法、重要问题等。在刘少奇的著作中，“党内生活”“党的生活”“党的内部生活”“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民主生活”“党的组织生活”等概念都出现过。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到了“党内生活”的概念，指出家长制和极端民主都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表现，并提出了共产党员在党内生活经常进行的、不能离开的两条斗争战线，即不犯经验主义，也不犯教条主义。在关于修改七大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也提到了“党的生活”和“党的内部生活”的概念。1962年1月刘少奇明确指出了当时党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及党内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并强调党章“是全党的法规，是党的生活准则”。

　　从当前已公开的文献来看，改革开放前，“党内政治生活”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很少被提及。党的领导人更多是使用“党内生活”“党的生活”等概念来表述党内政治生活相关内容，但都没有明确定义“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内涵。改革开放后，“党内政治生活”概念才逐渐被用于党的各种文件中。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使用了“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的概念，强调“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以准则的形式规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不过这一《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仍然没有对“党内政治生活”概念作出解释，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提出“决不能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江泽民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强调要“坚决克服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好人主义和庸俗作风”。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

　　新时期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多次重要讲话中都提及了“党内政治生活”。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都要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不能搞假大空，不能随意化、平淡化，更不能娱乐化、庸俗化”；“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这些论述为新时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制定并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新要求，确定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并从十二个方面详细规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做出了整体部署和全面设计，有利于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此后，“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完整的概念更加频繁出现在党的各种文件与领导人重要讲话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内在要求。虽然党的文件中仍然没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明确定义，但随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不断稳步推进，以及党的重要文献中对党内政治生活相关论述的丰富，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界定提供了明确依据。

　　“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我们党是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可以说，党的百年发展史，也是一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史。正是因为始终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我们党才能成为拥有强大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党，才能在复杂形势下克服困难、化解矛盾，保持积极向上的状态。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及基本经验研究”（19C159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