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世纪到8世纪是地中海文明的转型时期。在这一转型时期，从4世纪直到476年西罗马灭亡的这一时段又被称为“晚期罗马帝国”。晚期罗马帝国史学较为流行的是一些被历史学家称为“简史”和“缩写”的史学作品。尤特罗比乌斯的《建城以来简史》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该作品用10章的篇幅概述了自罗马城建立以来至364年瓦伦斯皇帝即位为止的罗马历史。不过仅在该书完成后的一年，费斯图斯也受到瓦伦斯皇帝的委托，又撰写了一部罗马史著作，被称为《罗马人民事迹简述》。这部作品与尤特罗比乌斯的作品涉及的时段一致，但是篇幅更加简短，只用了大约30个段落概述自罗马城建立以来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

　　为何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著作越写越短？对于关注这一时期史学史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将这一现象和当时编年史的兴起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就能够看到晚期罗马帝国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变迁对史学潮流的影响。

　　晚期罗马帝国编年史的特点。晚期罗马帝国的编年史有着较为统一的基督教世界观，按照单个或者多个明确的纪年系统排列。在每个具体年份的条目下，作者一般会列出当年的重要事件，有时进行少量的评述。这种史学体裁给人的直观感受是简单乏味，缺乏古典史学传统中的思辨性和修辞性。布吉斯、库利科夫斯基等晚期罗马帝国编年史研究者指出了迄今为止学界主流观点对编年史这一体裁的一些误解。首先，虽然许多学者将编年史视为典型的基督教史学体裁，但是实际上这一史学体裁在地中海世界有着悠久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亚述。其次，编年史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后以叙事为主，注重探究、修辞、教谕的古典叙事史是两种不同的史学体裁，有着不同的功能。

　　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便已经注意到编年史体裁的特点。西塞罗在《布鲁图斯》中称赞他的朋友阿提库斯写的编年史是一种新颖的史学体裁，有他所需要的实用性，能一目了然地按照时间顺序了解所有的历史进程。晚期罗马帝国出现了大量的编年史作品，基本范式由“教会史之父”尤西比乌和拉丁教父杰罗姆所奠定。尤西比乌创作的编年史吸收了希腊史学传统中的编年史、罗马史学传统中年代记等史学体裁的特色，但他的作品并没有完整保留下来。杰罗姆对尤西比乌的希腊文《编年史》进行了翻译、改编和续写，这部作品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广为流传，并且在此后将近两个世纪内出现了多个续写的版本。杰罗姆的整部编年史最初分为4栏，分别是亚述、希伯来、西基昂（古希腊）、埃及。他一方面以不同的纪年方法来记述这些国家和民族各自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又将这些栏目并行排列，将罗马人认知中全世界主要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整体呈现了出来。这些栏目的数量和纪年方式是动态变化的，有时根据统治者的在位时间，也纳入了奥林匹亚周期这样流行的纪年方式。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栏目被新栏目取代。全书最初存在的亚述等栏目消失了，米底、波斯、斯巴达、雅典、马其顿的栏目被陆续添加进来，最多时达到7栏。在罗马人出现后，栏目的数量逐渐减少，最后在第212个奥林匹亚周期，随着提图斯皇帝占领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栏目消失了，仅剩下罗马一栏。此后所有的世界历史事件全被纳入罗马帝国的历史中，基督教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被放置在罗马历史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因此，在杰罗姆的《编年史》中，世界历史发展线索清晰和直观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人们能够在这部作品中快速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并且看到最后融入罗马帝国中的所有民族和国家还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与古典叙事史体裁作品相比，杰罗姆的《编年史》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全景式的呈现方式简洁明了、语言平实且便于检索，其中也没有复杂的故事、冗长的演说或过度的分析和说教，任何人只要初步掌握拉丁语或希腊语就可以阅读，这些特点正是古典叙事史作品所不具备的。

　　晚期罗马帝国史学潮流变化的时代背景。晚期罗马帝国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存在着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并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时期仅仅看作古典史学的衰落阶段，而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政治、社会和文化转型的表现。与此前的时代相比，政治制度的复杂化和精细化是晚期罗马帝国的一个特征。琼斯指出，晚期罗马帝国的首要特征便是其官僚体制。根据琼斯、克里斯托弗·凯利等人的统计，在2世纪的帝国盛期，整个罗马政府大约由几百名官员维持运转。而到了6世纪左右，整个帝国的官员人数大约在3万到3.5万人之间，这种人数上的变动主要源于4世纪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对罗马帝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不难发现，4世纪以后大多数世俗历史作品的作者，如尤特罗比乌斯、费斯图斯、奥勒里乌斯·维克托、佐西穆斯、普罗柯比等人都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中上层文职官员，他们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必须具备一定的罗马历史知识，这是晚期罗马帝国政治文化的特色。自戴克里先以来，罗马政府越来越注重法令的修辞性，许多法令都会在开篇中援引古代罗马的传统和历史先例来强调该法令颁布的合理性。对于起草法令的罗马帝国文职官员来说，如果对罗马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没有基本了解，就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

　　统治阶层的军事化是晚期罗马帝国的另一个特征。罗马帝国的文职官员需要为统治阶层提供历史知识。据伊恩·伍德估计，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整个罗马帝国可能每10个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个是军人。在雕刻和绘画中，罗马社会上层流行的形象也从传统上身披托加袍的元老逐渐转变为身着戎装的将军。当时的许多统治者都是军人出身，他们手下的高级官员也有大量来自帝国边境地区的军官，总体上受教育程度不高。这些人在参与帝国的行政事务时需要与元老阶层和众多中上层文职官员互相协作，因此同样需要尽快地具备罗马历史的基本知识。

　　此外，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内基督教会管理体系的建设，也同样仿效了罗马帝国的行政体系。皈依基督教的人数日益增多，信徒的社会阶层和平均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对于当时地中海各地的神职人员来说，他们在日常向民众的布道中，也需要掌握罗马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因为如果结合历史和神学来解释当时频繁发生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往往能够更有效地说服那些具有较高古典文化修养的社会上层信徒。

　　总而言之，传统叙事史的简化趋势和编年史的流行与晚期罗马帝国统治阶层的需求是一致的，这些作品能够让统治者和官员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掌握罗马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卷帙浩繁的古典史学作品曾经是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上层贵族自我教育和消遣的重要文化产品，但在晚期罗马帝国，随着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需求的转变，这类作品的受众群体日益缩小，无法满足注重实用主义和行政效率的统治阶层的需求。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不难理解为何瓦伦斯皇帝委托尤特罗比乌斯撰写了一部篇幅不长的罗马史之后，又委托费斯图斯撰写了一部篇幅更短的同类作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世纪早期史学中的罗马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问题研究”（20BSS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