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是进入文艺形式问题腹地的重要线索。中国古代时空观与美学诗学中的范畴命题、艺术理论和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时空观是中国古人认知和理解天地宇宙与万事万物的重要方式，其对时空的感悟与思考本身就带有诗性或审美的成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基础性的认知、把握世界的方式，时空观必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审美理想以及形式美感，继而对艺术实践与理论批评产生重要的规导效应。也就是说，时空观渗透到美学诗学的理论思考以及艺术实践的方方面面，转化为审美形态的时空观。
中国形式美学的经验性
众所周知，时间与空间是各种艺术分类方式中最为基础的本体论原则和重要依据，自苏联美学家莫·卡冈在《艺术形态学》中将艺术分为空间艺术、时间艺术和空间—时间艺术这三大类别以来，这一基本划分几乎成了“艺术形态学的‘金律’”（参见彭锋《艺术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国内学界对这一分类原则基本上是认同的（参见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但从时空角度对艺术进行划分，也会遭遇到多个方面的困难（参见《艺术学通论》）。
中国传统文艺的形式、时空观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均与西方哲学美学中的相应问题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面对具体的文艺活动或审美现场时，这种直接贯之以“时间艺术”“空间艺术”“时—空艺术”的贴标签式方法可能并不奏效。比如，假若按照西方的分类标准，中国古典诗词应归于时间艺术，时间性的节奏、韵律固然是诗词的形式要素，但意象、境界等空间性因素更是诗词所追求的美学目标。甚至可以说，没有空间要素，就无法造就真正的诗词艺术。中国文艺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时空关系和时空结构，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艺术分类标准，更不能把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作为唯一的理据，以西格中，或以中就西，随意裁剪和模塑中国艺术。
在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及美学中，包含了丰富的形式美学经验与思想。整体来看，中国古代文艺的“形式”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艺批评理论家、美学家、诗人、艺术家对形式问题的总体观念及理论思考；二是诗词、文赋、书法、绘画、小说、戏曲等传统文艺创作的惯例、程式、技法等；三是传统文艺的语言、体势、风格等。但中国古代并未形成完备的形式美学理论体系，相关的材料散见于考古、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古人有关形式问题的思考与表述多半采取形象比拟、经验描述等方式，缺乏概念性的逻辑推演。
赵宪章认为，同西方形式美学相比，中国形式美学主要表现为经验形态，具有主体性、浑整性、意会性三大特点。具体表现为：从主体出发研究和规范形式的审美意义，形式为思想、情感等内容服务，本身很少有独立意义。同时，中国古代美学将形式作为一个浑然的整体加以研究，形式概念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模糊性，与西方解剖式的分析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中国美学的形式概念不是用明晰的、确定的概念加以表述，而是用直观、感性进行体验、体会，通过想象、意念进行领悟、领会，研究停留在描述、感悟的经验层面。综合来看，中国古代缺乏像西方形式美学那样的有关“形式”的总体性概念，与之对应对等的总体性概念是涵盖了宇宙、自然、人生、事理、情感、心志等各种“内容”的“道”。因此，“道”是中国美学的“元概念”，是中国美学的核心（参见赵宪章、张辉、王雄《西方形式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道”与中国古代文艺的时空形式
中国古代的“道”是一个总体性概念，不仅涉及宇宙、自然、人生、情志等“内容”，同时还指涉达到并实现这些目的性“内容”的路径、方法、手段、技巧等。因此，道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单就技艺本身的方法、路径而言，有“技内之道”，而艺术家的学养胸次、人格风姿、性情德操等则属于“技外之道”。因此，“道”既是“内容”，也是“形式”，是二者的有机统一。总之，中国美学作为“道的美学”，包含了形式，形式美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在“道的美学”中，形式并未被抬到像西方美学那样的本体高度。但是，似乎也不能反过来将形式直接看作内容的附庸或工具，因为在“道”绽出的过程中，形式与内容是同时敞开的，又同时臻达目的地。任何艺术的制作都是为了表达或祈望什么，或是志、或是情、或是天地之心，我们一般称之为内容。但祈望或表达本身就是“道”，亦即“言说”，言说的媒介、方式、技巧、效果就是形式。形式与内容水乳交融，无法析离。
当我们从时空维度理解总体性的“道”时，这一点就显得更为突出。人的存在具有时间性与空间性，诗人艺术家处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中，他们在创作时必然会有意无意地呈现这个时空背景，即便没有直接写到时间、空间主题，时空也是存在的。因此，时序物候、环境居所等时空信息是文学创作的底料，其中蕴藏着诗人艺术家的情志、哲思等“内容”，同时也以节奏、意象、境界、场景等方式参与了文本形式的整体构成。换言之，在时空视域下考察文艺形式，此前的内容—形式二分法已经不太适用了。经过时空观的统摄，原来所谓的内容也可以变身为形式，参与到文本形式的整体架构之中。
与此同时，无论是最不经意的时空背景呈现，还是体现时间性的节奏、韵律、线索等，抑或体现空间性的意象、画面、场景、意境等，都终将万流归一，共同担负着表征或言说“道”（情、志、意等）的使命。也即是说，我们在文本中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时空形式（作为言说的“道”），而作为言说对象的“道”（“所道”，如情、志、意等）已全部融入文本形式之中了，就如盐溶于水，香气弥漫于空中，需要读者调动感性经验、理性思考加以体悟和甄辨。在这里，“道”与“所道”似骨肉相连、血气互通，逻辑上强分你我，似乎没有必要了。与其说两者是主从附庸关系，还不如说是共存协作关系。
建构中国形式美学的时空维度
从时空维度建构中国形式美学，需要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中国古代时空思想进行整理与阐释；二是关注中国传统文艺时空形式之间的互渗与融通；三是注重中西时空理论资源的互鉴与融通；四是以马克思主义时空观作为重要的思想指引与理论参照。
首先，从时空维度建构中国形式美学，要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早期文明中有关时空观的原创性思想的重要价值。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等文献中蕴藏着丰富的时空思想资源，但需要认真挖掘、细加剥离、系统整理。一方面，要回到历史原境，探究其文化根性与审美意蕴；另一方面，也应结合当代文艺实践与理论实际，作出具有时代感的读解与阐释。中国古代时空观导源于先秦时期的宇宙论，与道论、易学、阴阳五行说等重要思想密切相关，对后世文艺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空间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观念统摄效应，在文艺形式的生成与凝定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其次，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古代美学的知识生产及文本构成实际。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理论家与诗人、艺术家往往是同一个人或者关联紧密的一类人，他们彼此之间往来唱和交流，对艺术与审美的问题形成了大致相通的共识。纵观中国古典美学史，不同时期所形成的美学思想，其连续性往往大于变革性。与此同时，中国古人重感悟，习惯从自己的立场对审美现象与规律进行经验描绘，或者在具体的文艺创作及鉴赏批评实践中间接体现或表达其理论观点。因此，除了少数如《文心雕龙》这样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主要分布在各类典籍以及诗文书画作品、文艺论集等文本中。寻绎中国传统文艺的时空形式，应走进文艺作品创造的历史现场，充分关注诗文、书画、乐舞、小说、戏曲、建筑、园林等艺术之间的时空形式互渗与融通情形。
此外，从时空维度建构中国形式美学，还应充分认识到20世纪以后中国时空观的变化及其对文艺形式所带来的影响。
再次，从时空维度建构中国形式美学，离不开中西时空理论的互鉴与应用。西方在时空方面形成了详细周密的理论体系，尽管其产生的文化背景与中国古代存在较大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哲学、美学以及文化批评中的时空观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思想启发，将其作为必要的理论镜鉴，对于更好地发掘和整理中国古代时空思想遗产不无裨益。对西方时空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并加以批判性借鉴，再结合中国古代时空思想，两者相互比照发明，并在具体的文艺形式问题中加以灵活应用，对于建构中国形式美学具有较大的理论参照价值。
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时空思想，这为当代中国形式美学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和理论参照。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产生活步入了一种新的时空境遇：智能化的机器与生产流水线代替了无数手工劳动，劳动时间被大大缩减；与此同时，高铁、高速公路网络，空中、海运航线等现代化交通将地理空间的距离大大缩短。而且，5G网络、网站、微信、抖音公众号等新兴传播媒介将时间、空间之间的现实壁垒完全打破，中国古代那种田园牧歌式、精神内敛式的时空体验方式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此，我们有关形式美学的理论思考不应该漠视这种时空境遇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时空、自由时空的论述，可以为当代形式美学提供必要的观念指引与价值导向。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综合古今中外优秀思想文化中的时空理论资源，并加以融会贯通，实现时空观念的推进和创新，对于中国形式美学的当代建构与未来发展来说，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