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编著有《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等。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研究中国历史，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发展，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的构建，作出了大量的开拓性贡献。他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一起，被学界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他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形成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独特路径与特点，为后来者树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

　　依据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

　　自20世纪20年代起，侯外庐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通过阅读布哈林有关唯物史观的书籍，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决心以翻译《资本论》为起点，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对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信念。1927年，他赴法国求学，精读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等著作，聆听了布格莱讲授的唯物史观课程，并集中精力翻译《资本论》。1936年，《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在北平出版。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的最大收获是，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形态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为后来研究中国历史奠定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展开论战，以便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现实问题。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引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史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对侯外庐走向“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释中国的社会史与思想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侯外庐研究中国历史的突出特点是，自觉地将自己从翻译《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贯彻到探究中国历史的具体问题上，从而形成独特的治史路径。他总结指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侯外庐坚持将社会史和思想史平行研究、结合起来，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解释思想史，这是他的中国历史研究路径的重要特点之一。他的社会史研究关注社会经济形态，而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路径是，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殊结合关系引起的生产方式支配地位的变化，来判定一个时代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进而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研究奴隶社会时，始终坚持弄清楚马克思著作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发展规律与中国古代浩瀚的资料相结合等基本原则。他对封建社会的研究，强调以法典化作为确定历史分期的标志，因为确认奴隶社会经济构成被封建制社会经济构成所代替是以封建制的法典化作为标志的。

　　侯外庐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突出特点是，将思想史研究建立在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对思想史的演变进行社会史的解释。他既注重考察每种思想学说与历史时代之间的联系，在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考察社会思潮变化、理解时代特点，努力探究社会历史演进和社会思潮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又注意对思想源流演变的研究。他强调社会经济发展与思想史演变的辩证关系。社会经济的发展固然支配思想的发展变化，但思想意识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集中体现在思想的继承性上，思想意识还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考察思想史上新旧概念范畴的交替，关键在于具体分析不同历史条件下思想家的实际思想内容，深刻认识思想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要具体分析思想家早期、中期和晚期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他们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与思想内容之间的矛盾，思想家的思想存在着理想与现实、言辞与实质内容的矛盾，言辞往往掩盖了思想的真实内容。

　　正是因为侯外庐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是研究中华民族历史的金钥匙，同时他发现了社会史论战存在“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很多参与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所以他时常告诫学者要提高“理论修养”，“从经典著作的原著中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总结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

　　针对社会史论战时期一些参与者“公式化”“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侯外庐指出，必须克服这种错误的态度。一方面，他强调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具体掌握资料，但不能忘记原则性、规律性，“脱离了正确理论指导”，就“脱离了正确的方向”，所以他指出“不重新学习历史唯物论，不注重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由此注重研究社会经济史，历史科学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另一方面，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虽然给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金钥匙”，但不能生搬硬套，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以西欧历史作为论述的基础，所以经典理论需要继续在中国引申和发展。侯外庐提出，为“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化和庸俗化”，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

　　侯外庐认为，为避免空谈理论，应将中国丰富的史料作为基本的立脚点，借鉴考据学成果，“严格对文献的考订与审查”，“实事求是地究明古人用语的实在所指”，在准确解读史料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史料结合起来，作统一的研究”，完成普遍规律指导下探寻中国历史特殊规律的任务，“使经典作家关于家族、私有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得到引申和发展”，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故此，侯外庐充分利用王国维等研究甲骨文的成果，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思想”与对殷墟卜辞等史料的解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从氏族或农村公社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与西方不同”这一结论。侯外庐等人在编纂《中国思想通史》过程中，不仅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辩证关系的原则，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分析研究，而且阅读了大量原始材料、辨别真伪、确定时代，校正文字上的讹误衍夺，甚至动手辑集已经遗佚的著作，尽可能采用精校的本子，充分利用学界整理的出土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注意文字古今含义的差异。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丰富史料结合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即“依据古代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要研究各个类型的特殊规律，只有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才能找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侯外庐研究中国历史路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中国文明起源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中，侯外庐经过理论和史料分析，认为亚细亚的古代和古典的古代，即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走的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都属于进入文明社会的奴隶社会阶段；不同的是，由于受地理环境、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和古希腊罗马进入文明社会的具体路径不同，前者在血缘纽带的基础上形成了家族和国家的混合，后者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由国家代替了家族。社会的不同特点在思想上也有反映，如中国古代先王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产生了中国古代诸子的先王理想，这与重在探求自然本原的古希腊罗马是不同的，先王观是中国文明和中国思想史的独特内容。

　　侯外庐注重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强调在普遍规律指导下挖掘中国历史的独有特点和特殊规律，指出中国学人研究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时，要找出自身的特点，不应采用西方历史模式机械地硬套中国历史。这仍是我们今天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启示。

　　掘发优良传统并结合现实需要

　　五四运动以后，史学界曾经出现了一种盲目仿效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企图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改铸中国历史，鼓吹“全盘西化”，因此陷入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侯外庐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

　　20世纪40年代，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写道：“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从前他们讲问题在执笔时总是先看取欧美和日本的足迹，而现在却不同了，他们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这不仅是侯外庐个人史学研究始终追求的目标，他力求做到不为古人所役、不为欧美所役，展现出对中国学术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高度自信，而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反映。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运动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逐渐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不再言必称希腊，他们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历史资料相结合，创造性地研究和揭示中国历史的特点，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不仅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作出了重大贡献。

　　鉴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数千年历史研究还很不足这一现实，侯外庐提出“要批判地接受中国文化古代的优良传统”。他通过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早熟性、先王观的思想起源特色、正统异端相斗争的思想演变历程等特点的分析，不仅展示了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的特征，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中的专制主义制度和唯心主义神学坚决予以批判。他特别注重发掘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统思想的优良传统，积极发掘古代人民要求自由、经济和个性解放等积极内容，为我们勾画了一幅追求科学、自由、民主的新时代画卷。

　　侯外庐晚年在写作《韧的追求》时讲道，自己毕生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强调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是为了“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他主持编写《中国思想通史》，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予以科学总结。

　　侯外庐研究中国历史的目标，除了掘发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外，还强调应该与抗战建国等现实需要相结合。他从来不做那种为考据而考据的书斋式学术研究，而是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相结合，从历史研究中找到并论证中国未来的出路。他指出，“伟大的抗战建国时代，正是中国学术开足马力的前进时代。学术研究缓慢地落后于抗战军事，这是一个大遗憾”，所以要使理论的研究适应“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侯外庐在写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后，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对原本按照顺序研究封建社会史和中古思想史的计划进行了调整，“根据时代的需要，研究一些中国近代史或近代思想史的问题”，充分认识到了研究近代历史与确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面临的革命任务之间紧密的联系。

　　在长达五十多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侯外庐强调应坚持阐微决疑与贵在自得的精神，发掘古文献中的隐秘，关注并解决许多争论不休的难题，经过认真思考之后得出结论，从不人云亦云。这与今天所说的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异曲同工。同时，他还强调学术研究要有自我批判的勇气。侯外庐坚持唯物史观，从经典原著出发掌握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注重历史资料的收集与解读，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结合现实需要，掘发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这与当前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高度契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