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漫长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唐代农牧民族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唐朝积极开疆拓土，中西交流高度发展，农牧民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强了中华民族一体化发展趋势。
促进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
唐代欧亚大陆的交通线大多是在草原地区，草原境内这条东西方之间最早的陆路交通线被称作“草原之路”。“草原之路”主要是为了适应草原民族的流动，也是为了加强与外界的联系而逐渐形成的。游牧族群是“草原之路”最早的开拓者，也是欧亚大陆东西方经济、文化传播的中介。
游牧民族及其开拓的“草原之路”一直是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由于地理上所处的中间位置，他们具有天然的交往便利。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带来了人口流动，改变着欧亚大陆的格局。这里也成为游牧人群非常活跃的生存和流动空间，他们的迁徙和势力消长对中原内地有着直接影响。
唐朝政府广泛开展同北方草原和西域之间的贸易往来，历任宰相也多有出身北方草原部族者。这表明唐朝已不只是单由华夏建立的王朝，而是一个接纳、混合各种文化传统的新王朝。华夏文化的内涵在唐朝也有很大变化，华夏或汉民族不断吸纳来自长城以北及西北的游牧部族文化，并日益丰富和强盛。
这一时期的开疆拓土取得了重大突破，拓展了中华民族的边界，唐朝的影响力具有了鲜明的国际性特征。其社会文化影响范围之内的族群都在唐人视域之内，成为子民与属臣，他们也以能加入中华大家族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目标之一。因此，儒家思想及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史无前例地增强，这一时期的北方草原地区受到了更多中原内地儒家文化及中华文明的强烈影响。这与“丝绸之路”的畅通、经济贸易和交通的发展也有直接关联。
唐朝以博大的胸襟容纳天下，少有“华夷之限”，而是以文化上认同“中华”为准，强调“华夷一体”，“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将居于中原的汉人和边疆的“夷狄”视为王朝疆域——“天下”的主体。正是这两大族群共同推动着中原和边疆逐渐融为一体，促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和发展。
农牧交接促进民族融合
广阔的北方地区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游牧民族季节性的迁徙、粗放型经济、低人口密度以及部落组织等特征，都与农耕社会大相径庭。农耕社会是通过在一个集权化的官僚政府统治下，有着较高人口密度的集中灌溉农业而组织起来的。游牧和农耕两个社会在地理上的区分很明显，它们中间横亘着长城，并将中原与游牧世界分隔开来。唐代统治集团对游牧生计方式与文化习性是熟悉和包容的。大量游牧居民落户于华北，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种族成分，同时也引起意识与传统的变化。交错杂居的农牧分布格局，使得北方地区的胡汉界限逐渐弱化，中华文化认同日益增强。
唐朝克服了汉朝面对草原强敌时终致天下分崩离析的军事与财政困境，把胡汉一体化的原则推及塞外，将草原的视野与武功、中原的精神与财富整合为一体，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农牧交接地带的北方长城地区在唐朝疆域中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也是农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舞台。这些民族群体在文化类型和生活方式上有很大差别。例如，在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先后分布着东突厥、西突厥，以及以回纥、薛延陀为首的铁勒诸部等，他们不断向中原内地流动，其文化汉化的进程随之日益加深。这些形态不同的民族，曾经处在唐朝政府的统合之下，因而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不断调整变化和相互交融的。这个地区的文化及民族认同，也呈现出胡汉融合的趋势。
民族融合有血统融合与文化融合两个方面。唐代胡汉之间血统融合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融合。北部长城是农牧人群不同生活方式互相交错、彼此相关的地带。其中，汉地华夏文明的影响处于突出地位，华夏文明的诗书礼乐是边地民族向往和渴慕的。这一地带成为当时胡汉民族融合的关键地区，为后来中原内地的胡汉融合提供了经验和模式的借鉴。
农牧民族相互学习共同发展
唐代草原边缘畜牧部族向陕、晋、冀等地农业定居地的迁徙与流动，推动了华夏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北部地区是胡汉两个不同文化之间长期互动的区域，唐代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传统表明中华是文明中心。特别是唐代将其边疆北推至北亚草原地带及西域地区时，直接将一些紧邻的外族吸收到其文化之中。在整个东亚，例如朝鲜、日本和越南，也采纳了唐代的国家机构与对外关系、表意文字、饮食、服饰与历法模式等。
辽阔的北方地区的文化体系内部是有很大差异的。在草原游牧人群聚居的区域内，中原与北部草原交界地区是中原与边疆之间天然的政治边界。它直接横穿了游牧民族占据的草原地域，因此受到草原与农耕地区的双重影响，其人口与文化大部分是汉化的。唐朝中原的汉文化也能理解和接受北方游牧人群，并以强大的文化自信展开胸怀，去吸收草原游牧文化的有益成分。一部分草原习俗融入北方（尤其是朝中的权贵）的日常生活之中，政治与军事也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而有所改变。
加深民族融合历史进程
唐朝以中原为核心，形成了东亚世界格局的新体系。这是一个建立在南北朝各种民族融合要素和隋朝南北统一基础上的新体系，实现了与周边民族混杂融合后大幅度的更新。虽然这个体系不断受到突厥等族群的侵扰，但周边邻族纷纷内附，迁徙到中原聚居，甚至波斯、粟特、印度、朝鲜、日本及越南等国的人也到中原定居。唐朝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不仅建立了皇帝与“天可汗”的双重宗主地位，而且有强大的威慑力和足够的魅力吸引各国首领友好往来，具有“天下国家”的世界性。由于疆域极为辽阔，几乎整个东亚地区都接受了中华文明的洗礼。
中华文化和政治影响促进了夷狄“礼节”观的发展，唐朝大力发扬儒家帝王圣德之影响，自然地形成了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关系。当然，我们必须着重强调唐朝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只有文化发达、政权强大、经济实力雄厚、能够满足周边国家交往交流交融的需求时，稳定的关系才能确立。历史证明，真正吸引远人的是唐王朝的先进文化、强大国力和社会财富。
唐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拓展还有吸收融合胡化的一面。实际上，唐朝接受各族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异域物质生活之外的影响也是随处可见的。人们为了获得更高水平的生活舒适感，大力追求和吸收异域珍宝装饰，装点和美化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同时，精英人士还吸收异域传入的精神文化元素，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包括异域乐舞、信仰等内容也被唐人所接纳。因此，唐代社会一度胡风弥漫，受到较为普遍的追捧与模仿。那些沿着“丝绸之路”往还的异域族群，在接受中原内地汉文化与生活方式并向世界各地传播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这一时期的胡汉交融是双向展开、自由流动和开放多元的，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政治关系，并实现了“天下一家”的目标。
正是胡汉之间相互吸引、双向融合与创新发展，才进一步加深了唐代胡汉之间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北方游牧民族“纳贡述职”，成为唐朝的藩属，认同李唐王朝的政治文化，增强了对唐朝的认同感与向心力。正是由于其在心理和文化上对唐朝的高度认同，才有后来中华民族一体格局的逐渐形成和最终确立。
（作者系宁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