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广贤文》是明代对历代格言警语的整理汇编，主要讲授为人处世之道。该书深受百姓喜爱，并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家喻户晓的传统文化经典，但其成书年代至今成谜。为便于阅读理解该书，现对其成书年代加以考证。

　　《牡丹亭》不足为据

　　近年来，相关著作均依据汤显祖的《牡丹亭》，把《增广贤文》的成书年代定在明代万历年间。比如，冯国超译注的《增广贤文》（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其《前言》说：“在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公元1550—1616年）所写的《牡丹亭》第七出‘闺塾’中，有‘《昔氏贤文》，把人禁杀’一句，一些学者认为，此《昔氏贤文》即《昔时贤文》。若果真如此，则《增广贤文》的成书时间不会晚于明代。”李冲锋译注的《增广贤文》（中华书局2021年版），其《前言》也说：“《增广贤文》原名《昔时贤文》，亦称《古今贤文》。该书不知辑自何人，始于何时。书名最早见之于明朝万历年间汤显祖的戏曲《牡丹亭》。其中第七出《闺塾》有云：‘……《昔氏贤文》，把人禁杀，恁时节则好教鹦哥唤茶。’据考证，此处《昔氏贤文》即《昔时贤文》。由此可以推知，此书最迟成书于万历年间。”上述说法，至少存在三个硬伤。

　　其一，《昔时贤文》和《增广贤文》不是同一本书。《增广贤文》首句说：“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这表明，《增广贤文》是对《昔时贤文》的增订补充。日新堂藏版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木刻本《昔时贤文》，题名《新刻大字分句昔时贤文》，共184句，比《增广贤文》少150句，足证《昔时贤文》不同于《增广贤文》。

　　其二，《牡丹亭》提到的“昔氏贤文”，与《增广贤文》首句中的“昔时贤文”，两者有一字之差。冯国超并未具体指明哪些学者认为《昔氏贤文》就是《昔时贤文》，李冲锋也没有具体说明《昔氏贤文》即《昔时贤文》的考证过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证明《昔氏贤文》和《昔时贤文》是同一本书。

　　其三，“昔氏贤文”和“昔时贤文”所指内容不同。《牡丹亭》第七出借杜丽娘之口，说“昔氏贤文，把人禁杀”；第五出则具体说明了，“四书五经”和其他一些“书史”等儒家经典是“昔氏贤文”的主要内容。而《增广贤文》收录的“昔时贤文”，是以往的一些名言警句。这些名言警句不仅摘自儒家经典，还摘自道教、佛教著作，与杜丽娘所读的“昔氏贤文”不同，不是《牡丹亭》的批判对象。

　　既然《牡丹亭》不能作为断定《增广贤文》成书年代的依据，那就需要另外寻找线索。

　　对其成书年代上限的推断

　　《增广贤文》汇编整理历代格言警句，此前已有人做过类似工作。除了《昔时贤文》之外，可成为《增广贤文》渊源的著作，一是唐代的《太公家教》。该书是敦煌遗书中的童蒙读物，据今人整理，共285句，与《增广贤文》完全相同或基本相似的有43句。二是南宋的《名贤集》。该书共182句，与《增广贤文》完全相同或基本相似的有31句。三是南宋陈元觐的《事林广记》。该书《前集》卷九，收录167条警句，与《增广贤文》完全相同或基本相似的有59句。四是明初范立本辑录、洪武二十六年（1393）印行的《明心宝鉴》，与《增广贤文》完全相同或基本相似的有140句，占《增广贤文》总句数的42%。以上四部著作，成书时间最晚的在洪武二十六年。《增广贤文》的编撰时间应在上述著作成书之后，其成书年代的上限不应早于洪武二十六年。

　　结合《增广贤文》文本本身透露的信息，我们还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推测其成书年代的上限。《增广贤文》有“先到为君，后到为臣”这句话，是说先到的人能当皇帝，后到的人只能当臣子。这个历史故事发生在明朝。明武宗朱厚照因病而亡，没有留下子嗣。张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定下计策，下密诏给三位朱姓王爷，令其返京吊唁，并约定：“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朱厚熜所在的兴王府离京最远，幕僚严嵩献策，让朱厚熜假扮钦犯，乘坐囚车，瞒过另外两位王爷的耳目，日夜兼程，第一个赶到京城，顺利登基为帝，这就是嘉靖帝，后到的两位王爷只能俯首称臣。根据这个典故可以推测，《增广贤文》的成书应在明代嘉靖帝登基之后。嘉靖帝的在位时间是1521—1567年，《增广贤文》成书时间的上限应为1521年。

　　对其成书年代下限的推断

　　检索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台湾“中央研究院瀚典全文检索系统”、孔夫子旧书网的书目信息可以发现，《增广贤文》至今未见到明刻本，现有的各种刻本均在清代之后。《增广贤文》的清代刻本，现有近20种。比如，大印堂木刻本《增广贤文》，刊刻时间是嘉庆十二年；广东佛山连元阁所刻《新刻增广昔贤文》，刊刻时间是咸丰元年（1851）；上海锦文堂所刻《增广贤文闺中必读真本》，刊刻时间是光绪十一年（1885）；浙江衢州大文堂书庄所刻《监本增广》，刊刻时间是宣统三年（1911）。《增广贤文》的民国刻本，也有20多种。比如，上海昌文书局的《改良绘图增广古今贤文》，出版时间是1938年；台湾瑞成书局的《增广昔时贤文》，出版时间是1945年；台湾辰南堂书局的《增广贤文》，出版时间也是1945年。上述版本信息表明，《增广贤文》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嘉庆十二年。

　　《增广贤文》成书后，又有人对其进行了增删。在这些增删本中，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有《改定增广》和《重订增广》两种。《重订增广》一书，由周希陶编撰，成书于同治八年（1869），比《改定增广》的成书时间要晚。硕果山人修订补缀《增广贤文》，书名定为《训蒙增广改本》，简称《改定增广》。据龚肇智所撰《嘉兴明清望族疏证》（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郑光祚，字四维，原籍余姚，迁秀水，明末隐居梅花泾，自号硕果山人，绍兴府学生，卒年八十。”又据浙江省余姚市史志办公室所编《余姚旧志·人物·清代》（线装书局2018年版）：“郑光祚，字四维。迁居嘉兴秀水。精通天文。明末，隐居于桐乡语儿桥外的梅花泾……自号硕果山人。八十岁时去世。”如果这个硕果山人就是《改定增广》的作者，根据上述记载，他在明末就已存在。假定他从20岁起开始隐居，并且把1640年算作他隐居的起始时间，按他活了80岁来推算，他应该活到了康熙三十九年（1700）。即便他到1700年才完成《改定增广》，也可断定《增广贤文》的成书时间应在1700年之前。

　　根据索源结果推断成书年代

　　《增广贤文》版本众多，相互之间有些文字上的差异。本文以广东佛山连元阁所刻《新刻增广昔贤文》为依据。该刻本共334句，去掉一头一尾各两句话，恰好330句。对这330句话逐一索源，可以发现：源于先秦的，共52句，主要出处有“四书五经”、《老子》《荀子》《韩非子》等著作；源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共35句，主要出处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著作；源于隋唐五代的，共50句，主要出处有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吕岩等人的诗文，还有《法苑珠林》《祖堂集》等释家著作；源于两宋的，共115句，主要出处是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游等人的诗文，以及理学家邵雍、朱熹等人的著作，此外还有《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等佛学著作；源于元代的，共30句，主要出处是高则诚、关汉卿、石君宝等人的戏剧作品；源于明代的，共32句，主要出处是冯梦龙、凌濛初等人的小说，柯丹邱、李开先、郑之珍等人的戏剧，归有光、李时珍、张居正等人的诗文，《寿昌无明和尚语录》《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雪关和尚语录》等释道著作；源于清代的，共6句，出处分别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吴獬的《吴獬集》、胡祖德的《沪谚》、吴研人的《九命奇冤》、云间子的《草木春秋演义》。另外，《增广贤文》还有10条名言警句未能查到出处。

　　以上索源结果表明，《增广贤文》的330条名言警句，有314句出现在清代以前，占比超过了95%。据此可以断定，《增广贤文》的成书年代应该在清代以前。源于清代的6条名言警句，并不一定是在清代才出现的，有可能是《增广贤文》的编撰者自己创作出来后，被清代人援引的。未能查到出处的10条名言警句，大抵也属于这种情况。

　　根据《增广贤文》同类著作的出现时间和《增广贤文》文本本身透露的信息，可推断其成书时间的上限应为1521年。根据《增广贤文》的版本信息和改本信息，可推断其成书时间的下限应为1700年。根据对《增广贤文》每句话的索源结果，可印证《增广贤文》成书年代应在清代以前。综合这些因素，笔者认为，《增广贤文》的成书年代大致在1521—1644年。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合治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