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3日，习近平主席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致贺信。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这一重要讲话，不仅对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的汉学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导航意义，而且也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科研工作指明了方向。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各样的主客观条件限制，世界史学科关注的都是一些重要民族和国家，如古代的“四大文明古国”和希腊罗马，中世纪的法兰克王国、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等，近代的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等，现代的苏联、美国、德国和印度等。这些民族和国家的文明极具特色和影响力，值得重点研究，但这并非世界史的全部。真正的世界史应覆盖世界历史上的各个民族和国家，这样做的难度虽然很大，但这才是世界史学科的旨趣和目标之所在。因为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世界各民族都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因此，研究世界史就需要这样的气派和胸怀——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特点和标识都值得关注，例如游牧民族的历史和文明就值得学术界重视。

　　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交流互鉴

　　交流互鉴的价值在于文明的推陈出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在人类新文明的生成、发展和演进历程中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明一旦脱离了交流互鉴，注定会走向衰亡。世界历史上诸多古老文明的消失，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因为缺少交流互鉴而导致的。各种、各类文明之间都需要互相学习、互相汲取、互相借鉴、互相促进。文明与交流互鉴相互依存。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和演变的一种主要动力源泉。

　　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史上，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穿越亚欧大陆中部、连通东西两端的陆上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和环绕亚欧大陆南部边缘的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通过数不胜数的中继站连接了亚欧大陆的绝大多数地区和人民，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步。人类文明的精神文化元典在“轴心时代”（公元前5世纪前后）形成后各自独立发展，等待、期盼着出现一个进行沟通、交流和互鉴的历史契机，丝绸之路恰好就承担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丝绸之路形成后不断延伸、拓展，贯通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西亚文明、中华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等人类精神文化的源头，使之汇合成世界文明的浩荡巨流。尤其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极其重要，它的贯穿使南俄草原和中亚草原成为汇聚各大文明的经济、文化走廊，顿河流域因交通便利成为大草原上的精神高地。丝绸之路激发出一种新文化精神——相互交往、互学互鉴的双赢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人类文化及思想境界的提升。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中说：“最迟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民族就已同中国北方的燕国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在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上穿越往返的使团，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汤因比独具慧眼，注意到了人类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的各种文化交流，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碰撞、融会是衍生、催促新文化因子成长的重要途径。

　　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东西方的艺术文化得以相互融通，甚至会形成新的艺术类型、艺术样态、艺术作品。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刘利平说：“丝绸之路艺术呈现出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关联性与传承性，正是不同艺术融会贯通的结果。因此，丝绸之路艺术是不同艺术之间不断变化发展进而相互融通的发展过程，所呈现出的艺术生成机制是动态的，发展进程也是绵延伸展的。”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的各种生产技术、文字、艺术、科学技术、知识、思想和宗教信仰等文明要素，都在不断扩大的时空范围内通过商人、僧人、旅行者、官方使节、学者、求道者和布道者而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交换。

　　文明交流互鉴史研究意义重大

　　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距离最远、涉及民族最多、文明类型最为丰富、交往方式最为和平、影响最为深刻而长久的一种历史交往。陆上丝绸之路这一东西方历史交往的大通道，是经由欧亚内陆这一枢纽区域而架构起来的。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彭树智在《我的文明观》中认为：“交通是文明交往洪流奔腾向前的大动脉。”研究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欧亚交通是一项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工作。

　　东西方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历史展现出无穷的学术研究魅力，值得深入挖掘。它有从普遍性的封闭走向普遍性的开放、从自在走向自为的漫长过程，经历了从个人、家族、部族、部落联盟、民族、国家、地区走向广阔世界的洲际大跨越，存在着从情绪化、偶然性走向理性化与必然性的民族心路历程。史学工作者应当聚焦文明交流互鉴中所衍生的传承与传播、善择与择善、了解与理解、对话与对抗、冲突与和解、包容与排斥、适度与极端等问题。只有深入探究这些与文明交流互鉴密切相关的话题——教化、涵化、内化、外化、同化、转化、异化、人化等问题，才能成为一名真正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才能为沟通中外文化、增进理解合作而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研究东西方的文明交流互鉴史不应忽略居于东西方之间的游牧民族的传递、接力作用。由于游牧民族迁徙、征战、贸易与传教等交往活动，使欧亚大草原内外形形色色的民族及其文化、经济、政治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文明交流互鉴。因此，对草原历史进行理论层面和现实意义的纵深拓展，将为丝绸之路史研究打造出新的学术视域和研究平台，从而推进丝绸之路史研究整体性与大局观的形成。

　　我国有许许多多“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来源”的器物，其中许多是通过丝绸之路而传入的舶来品。这既是中华文明进步发展的明证，又体现出中华文明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开放与包容。我们应承担自己的责任，大力研究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介绍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更要让世界来倾听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宏大叙事。作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需要深刻理解西方文化向中国的输入以及中华文化的不断扩充丰富与纳新变革，以展示中华文化的多元结构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心相通则离不开追溯历史渊源，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重视、研究以丝绸之路史为核心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南俄草原的历史交往研究”（19ASS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