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徐姚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村西，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类遗址。2023年3月1日，入围2022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3月28日，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考古发现代表了华北地区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关键环节。该遗址是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临淄区基本建设项目发掘汉墓时偶然发现的。发掘团队根据墓壁上发现的薄层红烧土（埋藏于现地表下5米左右）痕迹展开了追索，进行了大面积揭露、系统发掘与研究，将这一遗址确认为旧新石器过渡阶段人类遗存。这是一处距今1.1万—1.5万年以大面积、多频次红烧土堆积为主要形态的古代遗址，目前确认的分布面积已达数平方千米。在这片红烧土堆积的西侧，我们发现了一处保存完整的人类活动营地，距今1.31万—1.33万年。

　　在这次考古发掘过程中，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秉承精细化原则，结合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对每件遗物的地理信息和埋藏形态进行了记录。发掘伊始，我们就确定了多学科合作的基本思路。其后，随着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我们不断引入新的研究团队以应对新的问题。目前已开展的研究方向，包括植物考古、地貌研究、环境复原、动物考古、同位素检测、温度测试、树种鉴定、高通量DNA研究、残留物分析等。

　　考古收获颇丰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的考古收获主要分为人类营地和红烧土遗存两个方面。

　　人类营地。营地位于发掘区西侧，总面积约400平方米，至少有火塘3处，呈品字形分布。火塘结构简单，既没有围拢，也没有下挖，烧灰和烧结面都很薄，火塘底部土壤也没有明显的红化现象，这说明火塘的使用强度和频率都较低。此外，营地内没有发现其他类型的遗迹及大体量遗物，这都表明营地的临时性。

　　火塘周围发现数量丰富、种类多样的遗物，共计1000余件，包括陶片、陶塑、动物骨骼、蚌壳制品和石制品等。

　　其中，该遗址出土陶片超过250件，是国内同期遗址中数量最丰富的，也是中国北方最早的陶器之一。该遗址出土的陶片均为夹植物茎秆的红陶，器壁较薄且质地均匀，器型规整，内外壁均磨光，存在炊器和容器的组合，展现了较高的制陶技术水平。该遗址刷新了学界对该阶段制陶工艺的认知，不仅表明当地存在更早的陶器起源阶段，更为认识东亚地区陶器起源提供了全新材料。

　　该遗址出土陶塑共计100余件，均为泥质陶，是目前国内最早的陶塑群。大部分陶塑造型较为随意和抽象，但也有诸如心脏、耳朵和人物的生动形象，表现出古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反映出人们的精神生活。尽管这些陶塑可能是即兴创作的，但在临时性营地的大背景中，这类展现古人精神表达的遗存尤为可贵。

　　出土遗物以动物骨骼数量最多，形态学鉴定表明动物种类多样，以环颈雉为主的鸟类占比达70%以上，哺乳动物主要是鹿，其中包括了一定比例的幼龄鹿。骨骼破碎度高，鸟骨大多是关节端破碎长骨保存较好，兽骨则多保留关节端，长骨不存或者仅存碎屑，这实际上是对两类动物肉食资源（含骨髓）以及骨资源不同利用方式的直接呈现。物种鉴定结果展现了动物资源的广谱化特征，动物骨骼的破碎程度展现了先民对其的深化利用。总之，动物考古展现了资源强化利用的直接证据。

　　此外，该遗址还发现20余件蚌制工具，其中有钻孔、切割和使用痕迹；石制品共计50余件，多为石灰岩，应为权宜性工具，可能与动物骨骼加工有关。

　　赵家徐姚遗址是国内早期陶器使用场景最完整的一次展现。在这样的临时营地、如此简单的场景中，出土了数量丰富、制作精良、类型多样的陶器。这充分说明，陶器在当时的饮食生活中已经处于核心地位了。同时，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陶器对于流动社会资源的强化利用这一关键作用，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东西方旧新石器过渡阶段路径差异以及陶器在其中的作用提供了崭新视角。

　　红烧土遗存。在整个赵家徐姚遗址的不同层位上分布有红烧土堆积，常见的完整形态为一处烧坑与一处长条状烧痕的组合，周围是薄层的浅灰。烧坑结构复杂，除了竖向的坑之外，还发现伸向不同方向的“烧洞”，烧结面也都非常好。初步判断这类遗迹可能与树桩有关。为此，考古团队开展了实验考古研究，对腐朽的树桩进行燃烧，并记录其状态与温度变化，从形态上明确了烧坑为树桩燃烧后的遗迹，为了解环境背景以及红烧土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营地附近发现一处同时期连续分布的红烧土堆积，分布面积达150平方米，最厚处达45厘米。系统的温度测试以及微结构分析表明此处红烧土存在原生与扰动并存的状况。

　　由于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我们在临淄地区的墓葬发掘工作开始注意红烧土遗存的分布。过去一年，初步确定的分布面积已经超过2.5平方千米，但整体分布并不完全连续，而是存在明显界隔，呈现出斑块化状态。年代则从距今15000年延续至距今8000年前，下限进入到后李文化时期。

　　种种迹象表明，火与人类的景观管理有极大关联，也是人类主动大范围改造景观最早的直接证据。用火在人类生存演化中至关重要，人与火的互动已经持续了上百万年。这一时期，人们用火开启了人与环境互动的新模式，开始大范围改造景观，这是人类用火史上里程碑式的进步。火从此成为人主动塑造环境的一种重要工具，承担起人与环境互动媒介的角色。

　　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景观不断变迁、生态位不断重构，人则完成了从被动适应自然走向主动改造自然的重大跨越。多频次用火遗存不仅说明了这一互动过程的长期性，也是人类对同一区域反复利用的表现，由此造成人类栖居方式的变化，为走向定居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赵家徐姚营地内存在指向低流动性的要素。

　　为复原古地貌和古环境提供依据

　　发掘团队在发掘过程中围绕区域地貌演变与气候变化、遗址周边景观重建、堆积形成过程、遗物埋藏环境等问题进行了多学科考古研究，从年代、沉积、植被、气候等多个角度探讨以赵家徐姚遗址为中心的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人地互动机制。

　　淄河流域的系统调查和初步年代学研究表明，赵家徐姚遗址位于淄河下切之前的冲积扇前缘，地貌的最北端在后李遗址略北处，两者处于相同的地貌单元。更北侧的堐付村、荣家村剖面显示为同时期的湖沼相沉积。

　　发掘区揭露了目前鲁北最完整的山前冲积扇地层序列，表现为粉砂—黏土互层的韵律沉积结构。系统测年结果表明，冲积扇的起始年代不晚于1.5万年前，基本上与博林暖期相对应，加积过程经历了新仙女木事件，直到全新世大暖期之后才停止加积过程。这样对冲积扇的形成过程有了一个初步但比较明确的认识。红烧土和人类营地都在韵律层。整个剖面的磁化率曲线显示了气候向暖湿的变化，韵律层的早期阶段气候波动明显，但向暖的趋势没变。

　　发掘团队针对营地所在剖面进行了高分辨率植硅体、孢粉和软体动物工作，初步结果指示生态背景为森林草原环境，并明确了气候整体处于波动的转暖阶段，营地所在阶段整体气候适宜。

　　这一发现结合对冲积扇地貌背景的认识，有很大的启示意义。鲁北山前存在大量河流，各自形成山前冲积扇，并最终组成大范围的冲积扇联合体。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不仅为复原鲁北山前冲积扇形成过程和古环境复原提供了重要依据，更为下一步寻找同类遗存提供了明确的参考坐标。

　　填补史前考古关键缺环

　　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的关键缺环，为认识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旧新石器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开启了我国万年文化发展史的序幕。

　　以陶器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不仅满足了资源强化利用的需求，客观上也降低了人群的流动性；人对资源和景观的管理表明了人地关系模式的转变——从被动适应转向开始改造自然，是走向农业的重要起步阶段；对同一区域的反复利用是人类迈向定居的关键；不具备实用功能陶塑的出现则代表了精神层面的活动，恰与上述其他方面人类行为方式的转变相呼应，为研究旧新石器过渡阶段人类意识层面变化提供了崭新材料，从而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新石器化和农业起源过程中，人类思想领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以赵家徐姚遗址为代表的人群处于农业起源的早期阶段，这一遗址的发掘对于从过程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国北方农业起源具有独特意义，也能进一步明确山东地区在中国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和独特贡献。

　　在世界范围内，东亚、西亚是最为核心的农业起源区，但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西亚地区首先发生的是定居，“新仙女木事件”之后，开始出现驯化，并在前陶新石器晚期阶段完成了农业的成熟，而陶器的普遍应用相对较晚，应是对农业成熟的反应。反观东亚，该地区首先出现的是陶器，现有资料表明距今2万年前后陶器开始应用，据今1万年前后陶器在整个东亚地区已经比较流行，驯化和定居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但是，在这条路径中，我们不仅缺乏陶器对农业和定居的影响及所扮演角色的认识，也不清楚是否存在其他关键变量，造成这一情况的主因是缺乏系统性、完整性的考古发现。赵家徐姚遗址不仅展现了该阶段最为完整的陶器使用场景，而且提供了距今1.5万年以来人用火改造景观以及人地长时段互应的样本，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总之，赵家徐姚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理解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人类行为、技术选择、生态位构建、景观变迁及社会组织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从认识上改变了东亚地区农业起源模式的观察维度，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农业起源路径的差异。

　　（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