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具有明确商业目的和鲜明技术特征的平台型媒体不断介入信息内容的生产与传播。它们在成为人们获取各类信息途径的同时，也在构建着新的传媒生态。
对舆论环境和传播格局的影响
在现实社会中，从互联网企业发展而成的平台型媒体不仅是独立运营的企业、平台经济圈中的支撑，更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枢纽。平台型媒体具有社交化连接、社会化生产的特点。借助社交平台，平台型媒体聚集了数量庞大的、多元化的用户，在信息内容的生产上，也实现了由专业化向社会化的转变。
当下，一些平台型媒体不仅拥有雄厚资本、海量数据和亿万用户，其影响力已经遍及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尽管它们将自身视为平台型企业或技术公司，但在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通过筛选、过滤、分类等机制，动用各种自媒体平台、应用账号等来扮演“意见领袖”，利用信息碎片化、信息不对等以及广大用户信息辨别力不足、情绪化和从众心理等，分化和消解了主流媒体的传播主导权和社会影响力，影响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值得关注的是，国内的一些互联网超级平台基本都在境外上市，这就存在境外势力通过资本来影响国内主流价值观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风险。
内容生产中的现存问题
当前，平台型媒体主要来自互联网企业，在运行中遵循的是商业逻辑和技术逻辑，为了成就自己的商业价值，追求用户规模，通过海量用户实现流量变现是其主要诉求，这就难免引发一些问题。
信息内容的质量下降和结构失衡。当前，平台型媒体内容生产上被诟病的问题主要集中为虚假信息、低俗内容和标题党等。尤其是图像类、音视频类虚假信息的深度伪造日渐复杂。同时，UGC内容的大量入驻，降低了内容生产的标准，引发信息内容的低质。另外，平台型媒体的内容类别分布不均衡，内容供给池中主要是娱乐类、资讯性或观点类的内容，新闻类信息数量明显不足。这使得用户看到的优质新闻少，助推了新闻娱乐化、观点情绪化，当新闻事件发生时，经常会出现“口水”刷屏现象。
网络舆论的圈层区隔逐渐形成。平台型媒体推动了信息的社会化生产，海量用户因利益、诉求、话题等的不同，尤其是以情感认同为基础，形成了网络舆论的圈层化。虽然圈层化有助于凝聚处于离散状态的用户，但是也引发了“回音室”或“茧房”效应，在这些“回音室”或“茧房”之间形成一道道“隔离墙”，造成了网络空间的人为“区隔”，既阻碍了信息与观点的自由流动，也影响了网络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放大“后真相”现象影响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在“后真相”时代，为了获取更大的关注度，信息生产者、发布者的关注点不再是事实，而是能够产生吸睛功能与煽情效应的因素，导致信息报道重情感宣泄、轻事实探究。一些平台型媒体围绕热点、敏感话题，通过算法推荐进一步放大这一现象，并在具有情景“代入感”的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后真相”现象的泛滥不仅挤占了主流价值观传播的空间与资源，还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加剧了主流媒体被边缘化的风险。
引发内容生产问题的缘由
平台型媒体有着独特的运行模式和发展优势，但在其兴盛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深入探究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助于平台型媒体的治理，促使其良性发展。
过度追求流量弱化了把关功能。拥有海量用户的互联网巨型平台占据了大量市场份额，同时还掌握着数据分析、算法推荐等技术。为了避免被海量信息淹没和完成流量变现，在新闻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中，或进行标题党式操作，或进行冲突性话题的炒作。为了追求“流量”而忽视了对内容优劣的把关，其后果是颠倒了正常的新闻价值序列，致使内容同质化和有害信息的病毒式传播。
技术上难以摆脱主观因素影响。新技术赋予了平台型媒体强大的信息生产传播能力和用户的聚合能力。开放的平台使每一位用户都是自由的信息发布者，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来完成对巨量信息的筛选、评估，成为必然的选择。但是，语言本身的复杂性、舆论生态的多变性等因素加大了单纯依靠机器来甄别、判断的难度。另外，机器人写作和算法推荐等技术，还会受偏见、歧视、猎奇等不良因素的干扰，“技术中立”的外衣下裹挟着主观意识的影响。
用户存在依赖性心理。拥有资本、技术、市场和用户优势的超级平台型媒体，基本掌控了信息生产、社交渠道和物联网络，并使其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在其主导的信息环境中，人们习惯性地把接触和使用媒介视为一种能够使其感受心理“按摩”的娱乐工具或生活方式。长此以往，用户面对推送到面前的各种碎片化信息而变得懒于思考、偏离“理性”，也使其在舆论场中更易情绪化，进而应和了“后真相”时代的传播特点。
应对内容生产问题的策略
互联网空间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型媒体内容生产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在对其进行全新认知的基础上，聚集各方智慧，从观念转变、技术向善和政府主导等入手，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
观念转变：以守正创新消除技术至上。新技术的应用大大推动了内容生产力的发展而凸显了其价值，但是，我们不能无视内容生产中人的主导性而陷入“技术至上论”的窠臼。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新技术对信息生产传播的影响，它终究是服务于内容生产的工具，属于手段或形式的范畴，而直抵人心的依然是蕴含人生意义、价值观的内容。只有正确理解和洞察用户的真实状态与需求，实现内容与技术的最佳适配，才能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
技术向善：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交融。完全依靠人工对海量信息进行识别、监控和过滤，不仅费时费力，有时还会产生纠错滞后、遗漏差错等问题。因此，推进自动化、批量化事实核查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不断升级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高对不良信息的甄别能力，而且需要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以及主流价值、企业利益和用户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点。特别需要将舆论导向、社会效益等概念算法化、模型化，从技术上赋予优质信息一定的优先级，巩固正确价值观的引领地位。
政府主导：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的治理主体主要由政府相关部门、网络运营商和平台企业构成。政府部门是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在规制层面制定问责标准，依法对网络运营商、平台企业及内容生产者实施日常管理。网络运营商是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参与者，通过运用拦截、过滤、屏蔽等多种技术手段清理有害信息。作为平台型媒体的运营者和拥有者的平台企业，在信息内容治理中承担着主体责任，应完善自身的审查机制和风险评估机制，规范信息内容的生产与发布。只有多方相辅相成、齐心协力，才能构建风清气朗的网络空间生态。
平台型媒体的发展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营造规范有序的内容生产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是平台型媒体提升自身影响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更是构建健康和谐网络舆论生态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