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纪》《参不韦》，相继于2021年和2022年整理公布。这两篇长篇佚籍分别以“五纪”“五刑则”为中心描述天人秩序，内容彼此相关，都兼容了阴阳家、儒家等学派的思想，为我们了解战国至西汉阴阳家与儒家的两次交汇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一次交汇

　　先秦思想史中，儒家理念介入阴阳数术，肇始于稷下先生邹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把邹衍等人置于孟子之后、荀子之前，不仅是出于年代先后，也当有学术思想史上的考虑。《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将儒家“仁义”思想用阴阳怪异之谈包裹起来。《盐铁论·论儒》载：“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这更多的是一种游说君主的策略，以避免像孟子一样因陈义过高而陷入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窘境。需要指出的是，阴阳术数与儒家理念的结合，还有着更深的思想渊源。被儒家奉为“六经”之一的《周易》原本就是一本占卜之书，儒家也承认“天命”的存在。这些儒家和阴阳家共同的思想基础，为两者的交汇提供了可能性。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将这些对邹衍思想的记载与清华简《五纪》《参不韦》的内容进行对比，相似之处颇多。“载其禨祥度制”，《五纪》《参不韦》中所记的洪灾是“禨祥”，以“五纪”“五度”“五刑则”等构建起的天人秩序可称“度制”。遍列山川名物，是儒家文献《尚书·禹贡》和“古之巫书”《山海经》的典型体例，《淮南子·地形训》亦有体现，而在《五纪》中也存在着类似表述。“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指的是邹衍经常通过讲述与历史有关的“公共知识”来建构自己学说的合理性。与之相类似，《五纪》用了很大篇幅记载黄帝战蚩尤的情节，《参不韦》将叙述背景设在夏启之时，还通过“参不韦”之口讲述了鲧禹治水的故事。《五纪》的“文德”（礼义爱仁忠或礼义爱信忠）多是儒家强调的价值观念，《参不韦》涉及早期职官与职文可能也是儒家经典《周礼》文献来源之一（马楠：《清华简〈参不韦〉所见早期官制初探》，《文物》2022年第9期）。总体说来，《五纪》和《参不韦》应该与邹衍这一派糅合“仁义”与“阴阳消息”的学者存在着某种联系。

　　清华简整理者据无字残片作AMS碳14测定，清华简抄成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左右，这与邹衍生活的时代相近。程浩指出：“邹衍活跃在孟、庄、屈‘三子会宗’的时代，约与清华简的写定同时。在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思想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如果我们推说《五纪》的写作可能受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大概也不会有太大问题。”（程浩：《清华简〈五纪〉思想观念发微》，《出土文献》2021年第4期）从《五纪》和《参不韦》的思想倾向看，它有很强烈的在动荡灾异（表现为《五纪》《参不韦》中的洪水和《五纪》中的蚩尤作乱）之后重建秩序、将天地万物统一起来的意愿，这与孟子的“定于一”都应是在同一个时代氛围下的产物。尽管我们无法依据抄本年代确定原始文献的出现时间，但依照现在有限的资料，认为《五纪》和《参不韦》产生于统一思想弥漫开来、各种学派方案激烈竞争的战国中晚期，还是较为稳妥的。

　　邹衍是实现阴阳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第一次交汇的重要思想家，《五纪》和《参不韦》则很有可能是这次交汇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文本。先秦阴阳家文献几乎没有流传下来，参照同时期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文献，阴阳家文献也应有较大规模。《汉书·艺文志》载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惜已不存于世。《五纪》并未出现“五德终始”说，《参不韦》只提到“五行”而未言其详，正说明同一学派的各篇专题文献，会有各自的侧重点，《五纪》《参不韦》要着重解决的都是构建天人秩序，而非为朝代更替提供理论依据。具体而言，《五纪》讲各种物质和价值要素的配合，偏重于天；《参不韦》讲官职、祷祀，虽不离天，但已偏向人间活动。这是符合阴阳家论述思路的，先为“阴阳消息”“怪迂之变”这些奇谈怪论，最后归于“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即社会政治与伦理秩序。

　　第二次交汇

　　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的打击之后，儒家学派艰难地维持了下来，阴阳家学派的主流则从此渐渐湮没无闻。汉初儒家学派的主要精力在于对儒家经典及解释文献的抢救性挖掘、整理与传承。此时真正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居于指导地位的是黄老道家。直到汉武帝朝董仲舒等人的出现，才改变了儒家在思想界和现实政治生活中受人冷落的局面。

　　董仲舒是正统的儒家学者，但他在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的许多提法，已去孔子、孟子甚远。最突出的就是董仲舒用阴阳五行、三纲五常、天人感应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儒家天人体系。董仲舒宣称“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举贤良对策》），不仅调整人间秩序，鬼神和一切生命体都在其规范之中，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这固然是儒家在黄老刑名之学和帝制皇权的挤压下，适应时代形势需要所不得不进行的调整，然而董仲舒对孔孟之道作出这样的改造，也会有稷下齐学邹衍等学者思想影响的因素。有学者指出，董仲舒的“三统三正”说可能受到战国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影响（章伟文：《论董仲舒的经学历史哲学》，《国际儒学》2022年第1期）。这是阴阳家思想第二次与儒家思想发生交汇，在这个交汇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家，便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儒家《春秋》公羊学学者。关于公羊学的由来，历史上的记载并不明晰。有学者认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与稷下齐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林永光：《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文史哲》1997年第5期）。《五纪》与《参不韦》也可能与稷下齐学相关。已有学者指出《五纪》的齐系文字因素，认为其底本与齐鲁关系密切，可与其思想内涵相呼应（陈民镇：《略说清华简〈五纪〉的齐系文字因素》，《北方论丛》2022年第4期）。《参不韦》也有一些字的构形或写法仅见于齐系文字、燕文字（石小力：《清华简〈参不韦〉概述》，《文物》2022年第9期）。

　　已有学者注意到《五纪》与后来董仲舒思想的关联。如贾连翔指出：“董氏思想的诸多特点及其形成方式，与《五纪》有颇多相似之处，极可能是对类似战国思想的模仿和改良，二者的关系颇值得做深入的比较研究。”（贾连翔：《清华简〈五纪〉中的“行象”之则与“天人”关系》，《文物》2021年第9期）程浩则认为《五纪》以“灾异”为后帝构建秩序的逻辑初始设定，而“董仲舒申发‘天人感应’学说，其立论基础便是‘灾异以见天意’”（程浩：《清华简〈五纪〉思想观念发微》，《出土文献》2021年第4期）。从稷下先生邹衍到《五纪》《参不韦》再到接受了春秋公羊学的董仲舒，当存在关联性的脉络。

　　两次交汇的流变和影响

　　与董仲舒同时及稍后，思想界还出现了夏侯始昌传授的《洪范五行传》和京房创立的京氏易学，二者解释的儒家经典文献虽有不同，借助阴阳术数观念阐释经典以发新说的思路却是高度一致。在董仲舒之后的两汉大部分时期，支配儒家学派内部和整个思想界话语权的，一直是这种混合了阴阳家因素的儒家思想，到了两汉之际，则进一步发展为谶纬神学。

　　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本意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以超自然力量来制约皇权，然而当他闲居在家“著灾异之记”时，却遭到了迫害，之后“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儒林列传》）。西汉末年及之后的谶纬神学完全是为强权和野心家制造舆论服务了。

　　类似的情况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苗头。细细研读《五纪》《参不韦》，不难发现，它们所论述的只是与“五纪”“五刑则”相联系的世间秩序的完备与合理性，而且“五纪”为“后帝”制定，“五刑则”为天神“参不韦”代“后帝”面授于人间君主，更有不可动摇的神圣性，这与后来东汉官方宣扬的谶纬神学的理念几乎如出一辙。虽然后来谶纬神学遭到禁绝，董仲舒等建构的天人体系仍对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就阴阳家与儒家的关系言，阴阳术数观念依附于儒家学派得以在“大传统”中长期传承，儒家学派也吸收丰富了阴阳家原本不甚重视方面的内容。阴阳家与儒家思想交汇的成功，证明了不同思想流派间相互借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对儒家学派日后借鉴佛老发展出理学，也当有某种程度上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