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也在不断探索自我革命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在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中产生热烈反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多位外国学者表示，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就无法真正研究好中国问题。近日，法国诺曼底鲁昂大学历史系教授让-努玛·杜坎奇（Jean-Numa Ducange）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从西方学者视角深入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自我革命的开展及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极富启发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您看来，中国共产党有哪些独特之处？

　　杜坎奇：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丰富且独特。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世界许多地方都成立了共产党，各自发展情况因国而异。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在于，它一直在不断成长，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历经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非常丰富且极具启发性。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打破了西方唱衰中国的“预言”。对此，我们应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世界是矛盾的，矛盾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必须根据矛盾的发展来进行预测，否则，预测很可能是错误的。例如，有人认为，既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它的政治体制最终也会效仿欧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都延续了这种论调。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逻辑的不可靠性。截至目前，无论西方如何看待中国，中国都能够按照自身国情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必须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如生态和数字技术等重大问题，始终坚持帮助中国摆脱不发达状态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反对教条主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计划经济和几乎完全国有化曾被视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解决方案，但这一观点没有充分考虑到市场的有利影响。1921年3月，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经济政策。这是列宁在没有前人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艰辛探索的结晶。中国的创新之处在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意义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强调，“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自我革命？

　　杜坎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对于自己问题及解决方式的一个集体反思与实践智慧的总结，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必不可少的。苏联体制就葬送在其长期的自我满足之中，赞美自己的成就，却从不面对问题。事实上，很多政府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满意，而没有真正批判性地看待其本身的一些做法。

　　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词语，它们指的是各种可能的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众多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中的一条，是中国基于国情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案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意味着什么？许多欧洲人认为它纯粹是过去的意识形态遗产，与实践无关。我认为事情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对欧洲人和中国人都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如何实现现代化？在不同的背景下，欧洲和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然，社会主义在不同的背景下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发展，但似乎它们也有着共同之处。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宝贵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景。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有何重要意义？

　　杜坎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的进步及其面临的问题时，许多研究者都带有近年来被放大的强烈的对抗和敌意情绪。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他们对中国是批判的甚至是敌视的，没有花时间去反思和总结中国的经验。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应该成为别国的榜样，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复制的“模式”这个概念在理论上既不合法，在政治上也不可行。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详细分析“中国模式”。几十年来，中国被看作一个不断进步的发展中国家，但在欧洲很少有人认为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然而，现在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强大和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现代化发展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如此落后的大国实现了这样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式现代化可以给其他国家提供不少经验。

　　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危机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国家这一概念的看法。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进入了后国家时期，国家不再有意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链的最大限度延伸导致了单一的全球文化。然而，许多人类学家一直对这种观念提出警告，像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他在1971年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在现实中，世界没有想象得那么统一和简单。国家会继续存在下去，很有可能在疫情之后，某种国家和民族的观念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在我看来，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就是非常宝贵的，它表明一个国家可以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发展成一个相对繁荣的国家，且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可以为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许多政党和国家提供值得反思的案例。在我看来，人们不可能忽视中国是近几十年来减贫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这个事实，今天世界的发展有很大一部分是与中国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责任更加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您如何看待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担当？

　　杜坎奇：事实上，理解国家、市场和国家主权之间的联系是许多国家未来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关键之一。即使是法国，也可以从中国学习经验。现在在许多欧洲国家，如德国或法国，尽管有人民投票，但全球范围内主要的基本政治取向却是相同的。“民粹主义”的出现，解释了人们对运作不良的政治体制的极度厌倦。在这些政体中，人们通常可以通过投票来更换领导人，但实际上，权力的核心并未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理解各国不同的历史情况，有必要保持谦逊，历史的发展有时并不是可预测的。

　　当今时代，世界和平显得弥足珍贵。和平一直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目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多次军事干预他国内政，加剧了局势恶化，给世界带来巨大动荡和灾难。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力量的出现对世界和世界人民来说是好消息，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责任都更加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