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县城东北部，修建于水磨河西岸的台地之上，北距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约20千米，南距天山东段博格达山约40千米，向西至北庭故城遗址约30千米，地处天山北麓的绿洲廊道，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段的咽喉重镇。

　　2018—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唐朝墩古城遗址进行了连续五年的考古勘探及发掘工作，已探清城址建制及规模，发掘揭露出院落遗址、罗马式浴场遗址、佛寺遗址、景教寺院、城墙门址等重要遗迹，出土陶器、瓷器、铜器、玻璃器等种类繁多的珍贵文物。目前，联合考古队已确认唐朝墩古城遗址为唐代庭州蒲类县县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640）前后，沿用于高昌回鹘和西辽时期，于14世纪蒙元时期废弃。

　　2019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勘探工作中确认，位于城址中心位置的土台为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2020年，联合考古队对该建筑基址进行了清理发掘，部分区域的清理及壁画揭取工作延续到2022年最终完成。根据建筑基址的形制结构、出土遗物及残存壁画，该建筑基址被确定为一处始建于唐代的佛教寺院遗址。

　　布局经过精心设计

　　佛教建筑在唐朝墩古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不仅表现为其占地面积大、地势高，更重要的是其所据位置突出，并且工整对称，经过精心的设计布局。

　　佛寺遗址位于唐朝墩古城中心位置的夯土台基之上，东西长约40米，南北宽约20米，高出地表近2.5米。佛寺遗址整体坐西朝东，平面呈长方形，沿东西向轴线对称布局。佛寺遗址由围墙、回廊、塔基地宫、佛殿、前庭和前院等6个部分构成，佛寺外墙西侧还发现两处房址遗迹。

　　围墙南北对称，东西长约28米，南北宽约15米，西、南、北三面墙体厚约1.4米，东墙厚约0.6米。四面墙体均为土坯错缝平砌，北部墙体倒塌较为严重，砌墙所用土坯规格不一，包括42×24×6厘米和36×20×8厘米等不同尺寸。

　　回廊宽约1.6米，北侧回廊南壁墙面上残存有红色彩绘痕迹，南北两侧回廊地面均发现有铺面方砖。

　　塔基地宫位于佛寺西侧夯土高台上，夯土高台呈覆斗形，顶部原建有佛塔，现已坍塌无存。佛塔底部地宫平面呈正方形，内壁边长约3米，深约1.8米，系在夯土台基上挖建而成。地宫内堆积被晚期墓葬扰乱。南侧豁口为进出地宫的门道，宽约0.9—1米。根据地宫内发掘的探沟情况，夯土台基自原生地面至顶部总高度约5米，夯筑方式与城墙夯筑方法一致。在原生黄土地面上铺垫3层垫土层，最底部一层为厚约0.5米的浅黄色垫土，其上为厚约0.35米的灰黑色垫土，再上为厚约0.45米的深黄色垫土，垫土层总厚度约1.3米。垫土层之上用深灰色和黄色纯净土间或夯筑，每层厚约0.06—0.1米，至地宫顶部总厚度约3.7米。

　　佛殿位于地宫东侧，平面呈长方形，内部东西长约7.5米，南北宽约6米，西面接塔基夯土，东、南、北三面为土坯垒砌的内墙，墙体厚约1.3米，面积约45平方米。东墙中部豁口为门址，宽约2.4米，残存一根南北向木柱，可能为原门槛结构。佛殿北部地面发现24块完整的铺面方砖，北部墙体残留有白灰墙面及红色彩绘痕迹。

　　佛殿西部正中以土坯垒砌长方形佛台，南北长约4米，东西宽约2米，台体表面损毁严重，残存有白灰面和壁画痕迹，推测正面原为佛像基座。台体南侧边缘有直径0.2米的柱洞，台体北侧保存有三角形壁龛结构，龛壁及相连的墙面上均保留有彩绘壁画，其中龛壁立面壁画内容为红色格网，底面壁画内容为红色同心圆和黑色涡纹，壁龛以下墙面壁画内容为榜题和供养人形象。

　　前庭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2.3米，东西宽约4.8米，南北两端与回廊相连。前庭为廊屋式结构，距佛殿东墙2.5米处南北向排列4块圆形石柱础，除门址对应的柱础间距约3.1米外，其余柱础间距约1.7米，根据前庭南北跨度判断，原并列有6块柱础，呈对称分布。前庭地面现存60余块铺面方砖，与回廊和佛殿铺面砖尺寸一致，边长约0.3米。前庭坍塌堆积中发现有较多白灰墙面、彩绘壁画和过火痕迹。

　　前院位于前庭以东，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长约14.8米。南北侧土坯墙体与寺院围墙相接，因发掘面积所限，未清理出东侧墙体。前院与前庭高差约0.5米，西侧中央位置建有台阶，南北长约1.8米、东西宽约0.75米，共两级。院内偏西部南北向墙体为围墙东墙，中部有宽约1.5米的门道。前院坍塌堆积中发现有较多土坯残块。

　　房址位于佛寺西侧，受发掘面积所限仅揭露东侧局部。墙体为土坯和泥坯交替垒砌，墙体内壁抹泥，活动面铺抹一层白灰和草木灰，较为平整坚硬。根据位置推测，房址的功能可能为佛寺遗址的僧房或库房。

　　出土遗物众多

　　佛寺遗址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并有部分石器、瓷器、骨器和金属器，其中的佛造像和莲花纹瓦当较为显著地反映了当时佛教的艺术特点。

　　佛造像出土于佛殿坍塌堆积内，器身石质，残损较严重，仅存肩部至腹部，残高10厘米，宽14.3厘米。其纹理以阳刻方式表现，胸前戴串珠，佛衣为覆肩袒右式，中衣由右腋下绕过搭左肩，外覆上衣。

　　莲花纹瓦当出土于佛寺西侧坍塌堆积中，整体呈圆形，残损较严重，复原直径18.6厘米，厚1.45厘米。当面边轮宽2.3厘米，外圈饰凸弦纹和联珠纹，内饰莲花纹，背面平整。

　　此外，该遗址还出土了北周时期铸造的铜币“永通万国”，该铜币出土于佛寺西侧坍塌堆积中，直径3厘米，穿宽0.84厘米。圆形方穿、光背对读，面文“永通万国”，字体为玉筋篆。

　　新疆现存的高昌回鹘时期壁画主要分布在吐鲁番境内，尤以柏孜克里克石窟为最，在丝绸之路东西交流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丰富的壁画内容和精美的人物造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佛像、千佛、菩萨像、佛本故事和供养人等，都是高昌回鹘壁画中大量出现的内容。

　　唐朝墩佛寺遗址整体揭取壁画3幅，为高昌回鹘时期绘制，均位于佛台北侧的壁面之上。其中底部墙面揭取的壁画内容最为清晰，画面宽约140厘米，高约40厘米。壁画以黑色线条并排绘制5个供养人形象，由于墙体坍塌破坏，仅残存人物下半身，均朝向东侧，着开襟滚边长袍、尖头长靴，中央的供养人形象衣袍着红彩。各供养人右侧方框内均有墨书回鹘文榜题，应为供养人的姓名。

　　回鹘供养人像，包括王室贵族、平民、比丘等，无论人物形象或衣冠服饰，其身份和时代特征都较为突出。这些珍贵的壁画艺术吸收东西方文化元素，内容反映了高昌回鹘时期的佛教信仰。其精湛的绘画技法，重视线条的表现力，富有韵律感的纹饰图案，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创造力和审美观。

　　新疆古代壁画制作传统中，一般地仗层包括草拌泥层和细泥层两类，在土坯墙外抹1—2层草拌泥，再涂抹1层薄细泥，压平整光洁后刷1层白灰面，最后起线画稿于白灰面之上，唐朝墩景教寺院的壁画即采用了这种制作方式。而唐朝墩佛寺遗址发现的壁画中，地仗层仅包括细泥层，未见有草拌泥层，细泥层质地较为坚硬平整，在之上刷白灰后以红色或黑色线条绘制壁画，制作技法的差异可能反映了制作时代与工匠的不同。

　　反映城市兴衰与丝路交流

　　唐朝墩古城遗址作为唐代庭州蒲类县县治，是目前天山北麓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遗址之一，是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实施管辖的历史实证，也是研究大唐帝国与当时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地方军政建置的重要参考。唐朝墩古城佛寺遗址的发现，集中反映了这座古城发展兴衰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极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佛寺遗址夯土台基建造于原生地面上，夯筑方式与唐朝墩古城城墙的做法相同，说明其始建年代应当与古城一致，为唐代贞观年间，结合遗迹层位关系、建筑结构和出土遗物，可以判断其沿用至高昌回鹘时期，其间经过多次修缮改建，至蒙元时期最终与唐朝墩古城同时废弃。

　　唐朝墩古城佛寺遗址的布局呈现出带回廊的前殿后塔式结构，目前天山北麓地区发现唐代至元代的佛寺遗址数量较少，参考天山南麓高昌地区发现的地面佛寺，可分为以佛殿为中心、以塔庙为中心和前殿后塔式三种类型，每种类型有各自的发展脉络和源流。而唐朝墩佛寺遗址与上述三类均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为考察天山北麓佛教的传播和流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佛寺佛殿、回廊和前庭均以方砖铺面，前庭发现有南北并列的柱础，坍塌堆积内出土有莲花纹瓦当等建筑构件，体现了较浓重的唐代中原建筑风格，据此推测佛殿等建筑的屋顶原为过梁式结构。佛寺的严正布局和用材元素，说明唐朝传统建筑技法对天山以北地区的西域城市有着直接的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1CKG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