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彝是一类重要的青铜酒器，其时代主要分布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目前最著名的青铜方彝当属令方彝，其断代争议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迄今已近百年。关于令方彝的年代，主要分为成王时期和昭王时期两种观点。1976年底微史家族铜器群出土后，令方彝为昭王器之说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持此说的一些学者试图通过不同时期的方彝在形制和纹饰方面的演变，从类型学上做进一步证明。这样做可能主要基于如下认识：形制与纹饰近同的青铜方彝，它们的年代相同或接近；形制与纹饰存在明显差别的青铜方彝，年代上则有早晚的不同；从商末到西周早期，青铜方彝的演进有规律可循。对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认识，笔者基本上是赞同的。但学术史上关于祈方彝（“祈”字的释读参阅刘义峰：《微史家族世系新议》，《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2期，以下简称《新议》）和盠方彝的主要断代意见，却将这两种在形制和纹饰上存在明显差别的方彝都断在了昭王末年，这不仅违反了上述认识，而且对西周早期青铜器的断代造成了严重干扰。

　　微史家族世系与祈方彝的断代

　　1976年底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庄白一号窖藏的青铜器，包含有微史家族制作的铜器群。通过铜器铭文中的族徽“木羊册册”以及先祖“微史烈祖”，可以系连起来的家族成员有祈、丰、墙、四人。

　　墙的器物虽然不多，但有一件铸有273字铭文的史墙盘，载有周王世系和对应的微史家族几代人的世系。盘铭前半部分颂扬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和共王的丰功伟绩，后半部分颂扬了微史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以及史墙自己佐王兴业的事迹。通过前后比对，基本上可以确定微史家族几代人各自对应的王世。再将这些家族成员与祈、丰、墙、四人进行比对，便可以确定四人所作铜器的年代了。

　　作册祈有尊、方彝、觥三件同时制作的一组铜器，铭文相同。作册祈称其父为父乙，史墙盘先祖世系中已知日名为乙的有两人：乙祖和文考乙公。文考乙公是史墙对自己父考的尊称，所以作册祈的父考只能是乙祖，也就是说作册祈对应先祖世系中的亚祖祖辛。学界当时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一致把作册祈确定为亚祖祖辛了。

　　根据铭文，作册祈三器与作册睘卣所载内容发生于同年同地，此四器应作于同一王世。作册睘卣的“王姜”又见于令簋，令簋与令方彝均为作册令所作，所以作册祈、作册睘、王姜、作册令应为同时人。但史上关于令簋、令方彝的断代长期存在成王和昭王两种不同的观点，作册祈王世的推定，对于解决令簋、令方彝诸器年代之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唐兰将亚祖祖辛，也即作册祈认定为昭世人，指出作册祈器的“王十又九祀”是昭王十九年。同时，令簋亦与昭王南征有关（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李学勤也将作册祈的主要活动推定在昭王时期，他从纹饰和形制方面将祈尊、祈方彝与令尊、令方彝等器进行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从而论证令簋、令方彝诸器亦是昭王器（《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由于学界一致将作册祈认定为亚祖祖辛，加之唐兰、李学勤两位古文字学巨擘的影响力，令簋、令方彝诸器的断代争议似乎得到了完美解决。时至今日，作册祈及作册令诸器为昭王器仍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唐兰基于“康宫”为康王宗庙的“康宫说”，也成为多数青铜器金文研究者信奉的断代学说。昭王在位十九年，祈方彝的“王十又九祀”即昭王在位最后一年，按照唐兰、李学勤的断代意见，祈方彝应作于这一年。

　　单氏家族世系与盠方彝的断代

　　无独有偶，类似庄白一号的青铜器窖藏又有发现。2003年，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出土了27件青铜器。其中一件逑盘尤为珍贵，载有单氏家族自单公至逑八代人的世系，对应文王至宣王十二位周王。杨家村窖藏青铜器的发现，也使过去出土于杨家村周边的青铜器再次受到关注。

　　1955年，在眉县李家村曾出土五件盠作的青铜器，其中有一件方尊、两件方彝、一件驹尊，驹尊内另有一盖。李家村是杨家村的一个自然村，距杨家村不远。过去对盠器的年代定得偏晚，多将其定在共王、懿王或孝王时期。逑盘出土后，始知盠即单氏家族第四代惠仲盠父，正对应昭王和穆王，所以盠器的年代势必要前移。王辉认为，驹尊及盠方尊最迟作于穆王时，甚至可以早到昭王时（王辉等：《宝鸡眉县杨家村窖藏单氏家族青铜器群座谈纪要》，《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董珊认为，原来学者断盠器为穆王世，现在可以前移到昭王世（《略论西周单氏家族窖藏青铜器铭文》，《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4期）。何景成认为，盠方彝和盠方尊这种铜器造型比较别致。这种造型的铜器，其年代应该集中到昭王末年、穆王早年（《盠驹尊与昭王南征——兼论相关铜器的年代》，《东南文化》2008年第4期）。

　　盠驹尊云：“王初执驹于。”是说某位周王刚开始在举行执驹之礼，显然是昭王或穆王初年的事。而盠对王又自称“旧宗小子”，足见年纪尚轻，所以只能是昭王初年。两件盠方彝和一件盠方尊是同时制作的一组器物，铭文相同，记载了盠被周王任命“司六师王行三有司：司土、司马、司工”，并“总司六师眔八师艺”。“六师王行三有司”指六师中周王禁卫军的三有司，“艺”可表示技能、才艺，这里指军队的训练。是说盠不仅主管禁卫军，还被委任负责西六师与东八师的军事训练，这与昭王南征密切相关。又据逑盘，惠仲盠父的主要功绩就是辅佐昭王“扑伐楚荆”，所以这组器物应作于昭王南征前后，相当于昭王末年。

　　祈方彝与盠方彝的差异

　　根据以往的主流断代意见，祈方彝与盠方彝被置于昭王末年。从青铜方彝演进的规律和特点来看，这两种方彝在形制和纹饰上应该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然而，这两种青铜方彝却存在很大差异：第一，从尺寸和重量来看，祈方彝比盠方彝更高更重。祈方彝高41.6公分，口纵19.3公分，口横24.2公分，腹深19.3公分，重12.8公斤。两件盠方彝中，现藏国家博物馆的高22.8公分，口纵11公分，口横14.4公分，腹深9.5公分，重3.6公斤；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高18公分，口纵8.4公分，口横11.6公分，重2.05公斤。第二，从形制来看，祈方彝束颈鼓腹，四角及四面中线均有透雕棱脊，盠方彝仅四角铸有扉棱，腹两侧有一对象鼻形耳，下有垂珥。第三，从纹饰来看，祈方彝盖顶和盖纽饰有倒兽面纹，腹饰对称夔龙纹组成的大兽面纹，口沿下和圈足饰夔龙纹，通体以云雷纹填地。盠方彝盖与器腹的正中饰圆涡纹，两侧饰夔龙纹，口沿下及圈足饰窃曲纹，通体以云雷纹填地。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在气势上祈方彝表现得更为凌厉张扬，盠方彝则小巧内敛。装饰上祈方彝具有更多的晚商特点，盠方彝尽管有象鼻形制和窃曲纹新元素的加入，但是难掩方彝作为一个铜器种类已日渐衰颓的趋势。祈方彝与盠方彝均出土于周原一带，祈方彝在形制和纹饰上可与令方彝、荣子方彝、叔貔方彝等方彝密切联系，盠方彝在形制和纹饰上可与师遽方彝、邢叔方彝密切联系。所以它们之间的差异既不能用区域不同来解释，也不能用独特的造型来解释，可见它们本就属于不同的年代。

　　盠方彝与祈方彝断代情况的复核

　　陈梦家强调铜器内部的联系在断代上是最要紧的，但不可以单凭一方面的关联而下判断，应该联系一切方面的关系（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以此为标准，可以对祈方彝、盠方彝分别利用史墙盘世系和逑盘世系进行的断代情况予以复核。先看盠方彝，盠与惠仲盠父至少在三个方面是对应的：第一，名字一样。而且这个名字的重复概率很低。第二，父辈排行相同。盠称其父为大仲，惠仲盠父的上一代是新室仲，二者均为仲。第三，人物事迹吻合。盠被周王任命主管西六师与东八师军政，惠仲盠父则是佐助昭王讨伐楚荆，二人均任职军旅。

　　再看祈方彝，将作册祈确定为亚祖祖辛至少在三个方面不能确定或符合：第一，作册祈的父考不能确定是乙祖。尽管在先祖世系中排除了文考乙公，但却并未排除高祖和烈祖，这两人未提供日名，并不能排除二人日名为乙的可能。第二，作册祈与亚祖祖辛的事迹不符。笔者在《新议》一文中指出，作册祈被周王派往东方为相侯赐土，而亚祖祖辛的业绩却是繁育子孙和执掌祭天的威仪，二人的事迹毫无关联。第三，由于祈方彝和令方彝在内容、形制和纹饰上的密切联系，表明二者应作于同一王世。过去的研究中，将祈方彝定为昭王器，进而将令方彝也定为昭王器的同时，却没有去处理关于令方彝断代的那些争议，特别是直面郭沫若和陈梦家支持令方彝为成王器的那些证据。

　　通过对盠方彝与祈方彝利用家族世系进行断代的情况予以复核，可见盠方彝至少在三个方面都是吻合的，这表明将盠方彝断在昭王末年是正确的。但祈方彝却在三个方面不能吻合或不能确定吻合。而且从方彝的演变和分布情况来看，盠方彝与祈方彝这两个差异极大的方彝不可能同时共存于昭王末年前后，所以祈方彝不能断为昭王器。同样，令方彝也不可能是昭王时期的方彝。

　　令方彝与祈方彝应为成王器

　　既然令方彝和祈方彝不能排在昭王末年前后，那么令方彝和祈方彝应断在成王世，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证明。

　　第一，从铭文内容来看，作册令与作册祈均为成王时人。过去之所以对令方彝的断代产生分歧，归根结底是对铭文的解读不一。令方彝铭文中接受册命的是周公，即周公旦，而非“周公子明保”，“周公”与“子明保”应断开，后者属于册命中的内容。由于当时周公的地位极为尊崇，周成王并未召周公进王宫，而是在甲申日向作册令口述册命，并由其记录在册。作册令于三天后的丁亥日赴“周公宫”，也即周公的住所宣读册命，周公随即命作册令跟随他一起前往成周。此后，作册令开始称“明公”，这个明公也是指周公，前面部分称周公是作册令以周王使臣的身份称周公，后面称明公，则是作册令以周公僚属身份尊称周公。

　　明公的称谓又见于鲁侯尊，鲁侯指的伯禽，铭文所记为明公率领三族征伐东夷，伯禽因为有功而作器纪念。三族指的是父、子、孙三族，明公地位明显高于伯禽，只能是其父周公（刘义峰：《从它簋看西周早期青铜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19日第4版“考古学”版）。“明”不仅可以加在“公”前，还可以加在“王”前用为尊称，小盂鼎“明王各周庙”，过去一般断为“明，王各周庙”，其实“明王”是对周王的尊称。关于作册祈，笔者在《新议》一文中指出，他应为史墙盘世系中的乙祖，是周成王时期辅佐周王经略远方的心腹之臣，这与他出使东国为相侯赐土的事迹是完全吻合的。

　　第二，新出义方彝是成王初年的标准器，从形制和纹饰上证明令方彝和祈方彝也是成王器。义方彝云：“武王赐义贝卅朋。”铭文中出现武王谥号，那么其年代应断在成王初年。所以，义方彝的形制和纹饰可用作断代的参照标准。从形制上看，义方彝与令方彝、祈方彝都是鼓腹方彝，相似度可达百分之八九十，三器最大的差异就是器腹鼓出程度不同，令方彝和祈方彝鼓出较为明显。从纹饰上看，相似度亦可达百分之九十，盖顶和盖纽均饰倒兽面纹，腹部饰兽面纹。义方彝、令方彝和祈方彝在形制和纹饰上相似度如此之高，显然是年代极为接近的缘故。义方彝作于周成王初年，令方彝出现成周的京宫和康宫，显然是成周建成以后的事，祈方彝铭文有“王十又九祀”，是周成王十九年。祈方彝制作的年代至少要比义方彝晚十几年，令方彝的制作时间也要晚于义方彝，但要早于祈方彝。另有一件方彝，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陈梦家《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中华书局2019年版）收录此器，李学勤因将祈方彝定在昭王时，所以将其估定为康王时（《西周早期方彝考释》，《中国文字学报》第五辑2014年版）。这当然不可信。从方彝器腹的鼓出程度看，亦应该是成王早期的方彝。上述四件方彝均为周成王时期的方彝，器腹鼓出程度的大小体现的是同一王世不同时期的特点，按照制作时间的逻辑排序应为：义方彝—方彝—令方彝—祈方彝。

　　第三，康宫是西周的王宫，并非康王的宗庙，早在周武王时已存在。唐兰主张令方彝为昭王器，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将铭文中的“康宫”释为康王的宗庙。并由此出发构建了西周铜器断代的“康宫说”，认为凡是铜器上出现了“康宫”的记载，其年代一定在康王以后（《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这个结论除被令方彝铭文的内容推翻以外，又被2019年新出土的曾公编钟推翻。其铭云：“王客我于康宫，乎厥命皇祖建于南土。”皇祖即指曾国始祖南公，铭文中的“高祖”“伯括”“皇祖”“南公”均指同一人，即南宫括。铭文说高祖“克逑匹周之文武”，是说南公共辅佐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两代周王，去世应在周武王时。所以，南公在康宫受封的时间应是周武王在位时，也就是曾国始封是在周武王时。周武王时怎么可能有康王的宗庙呢？另据宰兽簋，周王命宰兽“总司康宫王家臣妾仆庸”，其中“康宫”和“王家”是同义连用，“康宫”即是“王家”，“王家”即是“康宫”，明言康宫是周王的家。又从康宫拥有大量的奴仆来看，说明康宫是周王生活和办公的地方，而非宗庙。

　　综上所述，祈方彝与令方彝应为周成王时期的铜器。盠方彝才是真正作于昭王末年的青铜方彝，与其形制和纹饰接近的师遽方彝、邢叔方彝也大致作于这一时期前后。这一时期的青铜方彝相对矮小，腹两侧有象鼻形耳，器表装饰有圆涡纹、窃曲纹等纹饰，与周成王时期的青铜方彝风格迥异，体现了青铜方彝日渐走向衰落的颓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