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都护府是汉代设立于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是汉朝中央政府经营西域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管辖。张骞通西域后，汉朝在西域设置校尉、组织屯田、建设烽燧亭障，维护西域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汉书·郑吉传》）。郑吉作为第一任西域都护，并护丝绸之路南北道，“中西域而立莫府”，代表中央政府管理西域地区，有效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及沿线经济的繁荣，有力地促进了中原与西域地区的交流。以西域都护府为中心的一系列军政建置是西域地区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在西域研究中，西域都护府治所位置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对于了解西域都护所辖地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拓展、西域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等，都十分关键。
西北舆地研究与中外实地考察
清代学者的西北地理考察为探索西域都护府治所位置奠定了史地学基础。长期以来，学者们以史料及出土文献为基础，讨论西域都护的始置年代、职官属性、管辖职责等内容。嘉庆年间，徐松实地调查新疆地区古代遗址，结合山川地理写就《西域水道记》，并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录，考订西域地理沿革，为其后西域史地研究提供了资料与方法。结合史料与考察，徐松初步确定“西域诸国”及西域都护府的具体位置，“南近河者，渠犁故地；北近山者，乌垒故地。汉于此置都护，以为西域之中”，将西域都护治所定于策大雅与库尔楚之间。这一论断在很长时间内被直接引用，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注的汉代西域都护府位置即在策大雅附近。徐松的工作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一时期，结合地理考据西北地区古代地名以及古代交通的史地分析成为研究热点，对相关史料的注解诠释、厘清文献抵牾矛盾之处成为西域都护府相关研究的立论基础，为后期的调查与发掘提供了方向性参考。
19世纪中后期，塔里木盆地的探险考察活动，将对西域都护府的探索逐渐引向考古学方向。外国探险队在新疆地区调查记录了大量西域城址，其中斯文·赫定于1899—1902年第二次前往新疆，在沿孔雀河的考察中发现了沿岸烽燧及营盘古城遗址，并调查发掘楼兰故城；1906年斯坦因开启第二次新疆考察，对楼兰、焉耆、库尔勒、轮台等地区的城址进行调查与发掘，并推测西域都护府应在轮台绿洲；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考察大量城址，1934年贝格曼在罗布泊及周缘地区考察，根据沿途烽燧推测西域都护府应在策大雅。
黄文弼详细记录了塔里木盆地的城址信息，并根据轮台地区城址面貌及地面遗物，判断轮台县小野云沟是古乌垒国地。他还考察了迪那河下游的“柯尤克沁旧城”（今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与“着果特沁旧城”（今卓尔库特古城），根据城址结构及采集遗物推测，前者是李广利伐大宛途中所见仑头城，后者是汉代屯田校尉城。黄文弼在土垠遗址发掘所得汉简以及后期发现的敦煌汉简等出土材料，也为深化西域都护府及西域诸国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部分简牍对推测汉代西域国家所处方位及其与中原的互动往来提供了重要信息。这个阶段的中外探险考察为塔里木盆地考古研究留下丰富的原始资料，黄文弼等学者的工作则突破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片面注重文献的局限，更加强调考古资料和文化遗存的历史价值，将调查遗址与文献记载有机结合，并关注与古代遗址密切相关的屯田、水利、冶铸等遗迹信息，为西域都护府的探索指明了具体方向。
考古调查助力西域城址研究
真正系统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新疆城址的系统调查与发掘，为探索西域都护府提供了考古学支撑。除了全面采集轮台、龟兹等地区的城址、烽燧及戍堡等遗址信息外，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启以西域都护府为核心的汉晋西域军政建置研究，重点通过烽燧亭障的分布及其与城址关系推断西域都护治所位置，并借助卫星影像等资料，对比西域城址与其他边郡城障设施，以期从建置、规模、规制等角度探索西域都护及其他汉代军政建置城址形制。此阶段虽未完全确定西域都护治所的具体位置，但为之后的发掘工作积攒了一大批考古资料，也为此后发掘与研究工作积累了重要经验。
21世纪初，新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进一步调查记录汉唐城址255处，调查新疆长城资源包括单体建筑、关堡及军事相关遗存等共212处。2014年起，奇台石城子遗址、新和通古斯巴西古城、轮台奎玉克协海尔与卓尔库特古城、库尔勒玉孜干古城、库车乌什吐尔遗址与龟兹故城等展开系统考古发掘工作，明确城址地层关系、构筑方式及使用年代，推进了西域城址及包括西域都护府在内的军政建置的考古学研究。
近十年来，随着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组织与实施，探索西域都护府成为新疆考古的重要任务之一，西域都护府及汉代西域城址的研究也不断深入。2013年，林梅村在《考古学视野下的西域都护府今址研究》中全面分析塔里木盆地古城形制、年代与分布，论证西域都护府在轮台县东南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陈凌提出“西域都护府遗址群”的研究理念，将西域都护府统辖范围内相关军政建置及各地城镇作为整体研究，形成汉唐西域军政建置体系研究框架。2017年12月，“汉唐丝绸之路的开拓——西域都护府研讨会”在新疆轮台召开，与会学者考察了轮台县境内几处重要城址，并从不同角度讨论西域都护府等汉唐西域军政建置，根据汉代经营西域的历史背景、塔里木盆地西域城址特点及丝绸之路交通路线及烽燧亭障分布，结合已有的调查勘探成果，基本确定汉代西域都护治所在新疆轮台县境内，并为以后相关考古发掘与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考古发掘探索西域都护治所
2018年开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开启“西域都护府——两汉西域军政体系建置考古”研究课题，对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与卓尔库特古城进行主动考古发掘。其中，通过明确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城内外文化堆积状况以及城墙构筑方式与基本结构，可知该城初建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50年已有人群在此定居生活，城址至迟在公元前550年开始修建，约在公元80年逐步废弃，是迄今为止塔里木盆地北缘经科学发掘并明确测年的最早城址，为新疆早期绿洲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通过对卓尔库特古城城内高台遗址及周围城垣的钻探与发掘，可确定高台城址始建于战国，两汉时期最盛，魏晋时期衰落，推知卓尔库特古城应为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北沿一处最高等级的中心城址。
根据现有城址资料，奎玉克协海尔和卓尔库特古城是地理空间最接近西域都护府位置的城址，而西域都护府作为汉代西域地区最高军政建置，其建筑形制与结构应符合汉代规制，史书明载其与乌垒同治，其治所应属改建城址，即在原有西域城郭基础上改建补筑，修建城址。根据出土遗物，卓尔库特古城出土汉代陶器残片，大多与长安、河西等地区遗物相近，出土骨器则与楼兰、尼雅等其他西域城邦所发现遗物相似；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的部分遗物带有强烈的北方草原风格，出土卜骨与五铢钱币则表现出中原文化因素，体现不同人群相互往来，不同文化交流汇聚的面貌，考古发掘为西域都护研究提供重要参考，进一步为多元文化因素在西域地区的融合发展提供实物资料。
近十年是西域都护府探索取得重要进展的时期，考古调查发掘等系统工作的稳步推进，遥感、物探等科技手段的助力，使得西域都护府相关发掘工作更加系统，探索方法更加多样，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考古学者们结合城址整体规模、建筑体量及建筑用材等进行综合判断，更为科学严谨地探求研究结果。城址空间分布与建筑形制分析、出土遗物性质判断及测年数据的支持，不仅修正了以往讨论谬误之处，也推动西域都护府的研究拓展到与之关系密切的屯田、水利、城市景观、生业与定居模式等议题，于更深远的历史背景、更宏大的地理空间、中原与西域地区互动交流的视角中呈现出更深入、更广泛、更多元的讨论空间。
西域都护府的探索仍在继续。考古学视角的西域都护府等军政建置的调查与研究，不仅可以补充历史文献信息，也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为研究西域城址及军政建置的特点与分布提供实证材料，更全面地揭示汉代西域社会整体面貌，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考古学视角下的丝绸之路交通路网。以西域都护府为核心的一大批军政建置遗址是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历史明证，密切考古学与历史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对西域都护府等军政建置的全方位研究，阐释并展示相关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将为我们系统了解汉代中央有效管理西域的措施和方法提供重要信息，有助于深入探究西域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互动、共同铸就中华民族文化提供考古学依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贡献考古学力量。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0批（2021）面上资助项目“西域都护府及汉代西域城址的调查和研究”（2021M70017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