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言”一词最早出自何典，有学者认为：“‘格言’二字不见于经，其见于传记者，最早为三国时崔琰《谏世子丕书》有云：‘周孔之格言，二经之明训’。”（孟森：《格言联璧·序》，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25页）说“格言”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失之过晚。翻检史籍可知，“格言”一词最早见于《逸周书》（凡二处），皆与周公有关。一处见于《逸周书·小开武》：“非时，罔有格言，日正余不足。”周宝宏将“格”释为“法则”。（周宝宏：《〈逸周书〉考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另一处见于《逸周书·皇门·序》：“周公会群臣于闳门，以辅主之格言，作《皇门》。”潘振《周书解义》云：“格，法式也。”（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1页）以上两处引文是先秦古籍关于“格言”一词的最早记载，皆将周公之言称作可为法式的格言。《辞海》亦将“格言”释为：“可为法式的言简意赅的语句。”（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3页）。这种情况的产生，与周公本人的地位、影响和周公之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密切相关。
周公之言在周初的法式功用
周公之言早在周武王在位时即得到重视。《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可见周公是武王的重要辅弼。据成书于西周时期的《逸周书·度邑》记载，武王病重时欲传位周公，并说：“旦，汝维朕达弟……汝惟幼子，大有知。昔皇祖底于今，勖厥遗得显义，告期付于朕身。肆若农服田，饥以望获。”武王告诉周公：你是我明达的弟弟，虽然年轻却大有智慧，从古昔皇祖至今，你都能叙说他们的遗德显义，把它们告诉我或加在我身上。所以我就像农民种地一样，饥饿了就希望从你那里得到收获。可见周公博闻强识及武王对周公之言的倚重。西周文献《逸周书·皇门》是一篇周公对群臣的讲话，他在结尾时说“呜呼，敬哉！监于兹”，庄述祖云“监，镜也。言当以善者为法，恶者为戒”，陈逢衡亦云“敬，儆也。监，视也。”（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558页）可见这是周公在提醒群臣，以其此番辅佐成王、助己治国的言论作为鉴戒。《尚书》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如《尚书·无逸》“呜呼！嗣王其监于兹”，《尚书·梓材》“自古王若兹监……已！若兹监”，《尚书·君奭》“肆其监于兹”。以上引文多位于篇末，分别是周公对周成王、卫康叔、召公奭的讲话。晁福林先生指出：“‘监于兹’意即以此为鉴戒……在《无逸》篇里面周公告诫成王时，以‘呜呼！嗣王其监于兹’作结，与《梓材》篇里的‘已！若兹监’，如出一辙。”（晁福林：《先秦时期“以史为鉴”观念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2期）这是非常正确的。周公在对周成王、卫康叔、召公奭及群臣讲话时，反复强调“若兹监”“监于兹”，意在提醒听众要以其所言为鉴戒。周公之言在武王、成王两朝的法式和鉴戒功用，由此可见一斑。
春秋卿大夫称引周公之言
关于春秋时期卿大夫称引的周公之言，主要是《今文尚书》中的《康诰》《无逸》两篇，以及《周礼》《誓命》（属佚篇，见《左传》文公十八年）等篇。其中称引最多的就是《康诰》，该篇是周公代成王对其弟卫康叔发布的诰辞，集中体现了周公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理念，不仅内容重要，而且含有很多经典隽永的警句格言（如“不敢侮鳏寡”“惟命不于常”“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茂不茂”等），故为春秋卿大夫所习引。这些言论多在劝谏时被作为行事指南加以引用（劝谏者有晋国的臼季、中行桓子、韩厥、范文子、智伯国，楚国的申公巫臣、左史倚相等），体现了较强的法式、鉴戒功用。据笔者统计，在《左传》《国语》中，晋、齐、楚等国卿大夫称引《康诰》达10次，其中晋人称引多达7次，称引者有掌管占卜的卜偃，亦不乏韩氏、范氏、中行氏等世家族长。其中鲁僖公三十三年称引《康诰》的臼季，晋文公曾向他“学读书”（《国语·晋语九》）。二者相互印证，可见臼季对“书”的精通及晋国对书教的重视，这也是晋国称引周公言论最多的主要原因。
周公长子伯禽作为鲁国始封君，分封之初“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可见“法则周公”“昭周公之明德”是鲁国的重要使命，分封赏赐品中的“典策”当有不少周公典籍。《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侯使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可见周公、周礼对鲁国影响之深。又《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宣公接纳弑父窃宝的莒国太子并欲授予城邑，季孙行父却将其驱逐出境，他派太史克回禀宣公时，即引用了周公所作《周礼》《誓命》。楚人也曾征引《康诰》《无逸》用于劝谏（见《国语·楚语上》《左传》成公二年），反映了春秋时期周公言论之远播。
孔子法则周公并广搜其言
逮至春秋晚期，周公言论因孔子编书而得到集结、整理。孔子素以周公礼乐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论语·述而》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是说，“孔子壮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时或见之。年老知道不行，遂无复此梦矣。”（钱穆：《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季孙要按田亩征税，征询孔子意见。对此不合礼法的行为，孔子说：“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国语·鲁语下》也记载此事，其中的“周公之典”作“周公之籍”，可见孔子以周公典籍所载作为评判是非的参照和法则。基于此，孔子编书过程中，对有关周公篇章着重地加以搜集、整理自是合乎情理之事。
孔子编书时究竟选取了哪些周公篇章，我们无法确知。但可以想见，现存《今文尚书》中的12篇周公篇章（即《大诰》《康诰》《酒诰》《梓材》《洛诰》《多方》《召诰》《多士》《无逸》《金縢》《君奭》《立政》），盖因孔子编书而得以免遭亡佚，流传至今。而《今文尚书》28篇之外仅存篇名的周公篇章（如《微子之命》《嘉禾》《将蒲姑》《伯禽》《唐诰》《蔡仲之命》《周官》《周礼》《誓命》等），或许当时也在孔子选编之列。孔子编书，不仅使周公言论得以集结、保存，而且通过书教使其广泛传播，在儒家学派塑造君子人格、追求政治理想的过程中被奉为圭臬。据统计，孔门后学编纂的《礼记》曾征引《康诰》5次，《洛诰》2次，《孟子》3次征引周公之言，《荀子》征引周公之言多达9次。《左传》作者将10则称引《康诰》的材料编入该书，且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征引《康诰》“惟命不于常”来评论事件，他也应是孔门后学。此外，《管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也征引过《尚书》周公篇章。可见周公之言已然成为战国时代的公共文化资源，为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提供了参考。
“格”字文句与周公之言
《逸周书·皇门·序》《小开武》中的“格言”，《大开武》中的“格乃言”“而言维格”，《宝典》中的“格而言”，皆与周公有关，目前学界对“格”字字义尚有争议。关于《皇门·序》之“格言”，清人潘振云“格，法式也”，而朱右曾则云：“格言，至言也。”（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1131页）关于《小开武》之“格言”，周宝宏将“格”释为“法则”，牛鸿恩亦释为“合于准则的话”，但牛鸿恩却又将“格乃言”“格而言”之“格”皆释为“精到”（牛鸿恩：《新译逸周书》，三民书局2015年版，第215页）。关于《大开武》之“而言维格”，清人周文归曰“格，法也”（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261—262页）。张闻玉则认为：“格：指格言，至善之言。”（张闻玉：《逸周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由此可见，关于《逸周书》诸篇上述“格”字文句中的“格”字，究竟该释为“法”“法式”，还是释为“至”“善”，不同学者之间存在分歧，就连同一学者的观点亦有前后矛盾的情况。综合考量，笔者倾向于将“格”训为“法”，理由如下。
首先看《皇门·序》中的“格言”。如前所论，周公在《皇门》篇结尾云“敬哉！监于兹”，意在提醒群臣将其讲话作为法式，引为鉴戒。故《逸周书·序》的作者将《皇门》称作周公“辅主之格言”，潘振以“法式”训解“格”字，恰好与周公这篇讲话的法式、鉴戒性质相符。
再看《小开武》中的“格言”。该篇主要讲述武王日夜警惕殷商而不得其法，周公告以“三极、四察、五行、七顺、九纪”等以数为纪内容，武王在篇末曰“余闻在昔，训典中规。非时，罔有格言，日正余不足”，将“格言”与“中规”之“训典”并举，可见“格言”亦具有规矩的法式性质，可匡正武王之不足。还有《大开武》中的“格乃言”“而言维格”，是武王针对周公提出的“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等以数为纪内容而发的，《宝典》中的“格而言”也是武王针对周公提出的“躬有四位、九德，人有十奸，谋有十散，言有三信”等以数为纪内容而发。
由此可见，周公所言以数为纪内容与“格”字密切相关。以数为纪，是通过数字将治国理政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高度凝练、概括的一种形式，其可供参照、效法，大多具有法式性质。如记载治理国家有“九畴”（九类事项）的《尚书·洪范》以“范”名篇（伪孔传、孔疏皆将“洪范”训为“大法”），说明“九畴”这样的以数为纪内容具有法则性质。又如讲述衡量人才有“三不远、三不近、三不畜”的《逸周书·铨法》以“法”名篇，亦体现了以数为纪内容的法则性质。那么，上述周公向武王提出的诸多以数为纪内容同样具有法则性质，而武王以“格言”“格乃（而）言”“而言维格”等“格”字文句加以回应，正是对周公所言以数为纪内容法式功用的肯定。因此，将《逸周书》诸篇“格言”“格乃（而）言”“而言维格”中的“格”训为“法”“法式”，也就顺理成章了。
若此，“格言”即可为法式之言，“格乃（而）言”即以你的言论为法式，“而言维格”即你的言论是法则，这样的诠释文从字顺，带回到《逸周书》原文亦毫无阻滞。反之，如果将“格”训为“至”“善”，既不足以表明武王对周公言论的肯定、采纳态度，也不足以彰显周公之言的法式、鉴戒功用。
要之，周公是西周礼乐文明的缔造者，如果说他“制礼作乐”所形成的是凝固的法典条文，那么其重要政治言论则是对礼乐精神灵动的阐扬、延伸，二者皆是周人参照、效法的“金科玉律”。基于周公之言在西周武、成两朝的法式、鉴戒功用，以及春秋时期周公言论广为流传并被列国卿大夫奉为行事指南，至孔子编书，及通过书教使周公之言成为儒家学者追求理想、塑造人格之圭臬，再到战国时期周公言论成为诸子著书立说的公共文化资源，上述周公之言产生、流传、集结的历史过程，影响着战国时代《逸周书》编纂者使用具有“法”义的“格”字，来彰显周公之言的法式、鉴戒功用。此即《逸周书》将周公之言称作“格言”的重要原因，也是“格言”一词产生之渊源所在。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5批面上资助项目“鉴戒视阈下的先秦文体问题专题研究”（2019M65276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