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福建闽县螺洲人，晚清诗人兼书画家。他年仅二十岁就考中了进士，除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编修、翰林侍讲，以后又出任江西学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务。他在当时颇有直声，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合称为“枢廷四谏官”。沃丘仲子在《近代人物小传·陈宝琛》一文里称其“清简疏放似魏晋间人，虽早负盛名，而翛然有云泉之想”。

　　惆唱共勉 感时忧国

　　陈宝琛生当晚清的同治、光绪时期，是其时诗坛上所谓的“同光体”当之无愧的大家。这一诗派的重要代表诗人很多，在当时的诗坛特别有影响的主要有陈三立、陈衍、郑孝胥、陈宝琛、沈曾植等人。同光体诗人又依其出身而具体分为闽、浙、赣三派，陈宝琛与其时的另外一位大诗人郑孝胥同为闽派的代表人物。关于同光体的得名，据陈衍后来在其著作《石遗室诗话》里的回忆：“丙戌在都门，苏堪告余，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苏堪与余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可见，他们一反清代中叶以后诗坛一味追求所谓的性灵与格调而导致诗风萎靡不振的颓势，宣称不再遵从盛唐诗风，而是力求向宋诗取法。作为其中的重要成员，陈宝琛诗歌创作的成败得失都与这一流派的具体主张息息相关。他的大部分诗作后来都收录在十卷本的《沧趣楼诗集》一书里，这部包含了将近800首诗的诗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其一生的活动轨迹及其作为同光体重镇的基本风格。

　　在《沧趣楼诗集》里，有很大一部分诗作是作者与友人相互酬唱而作的，例如《山中怀蒉斋》是写给张佩纶的：“东坡饮啖想平安，塞上秋风又戒寒。此别岂徒吾辈事，即归岂复囊时欢？”张佩纶病逝后，他还写了《入江哭蒉斋》以示怀念：“雨声盖海更连江，迸作辛酸泪满肠。一酹至言从此绝，九幽孤愤谁能降？”近代诗人陈衍曾评价过他们的友谊，称他们是“生死交情”。他与张之洞曾同为谏臣，彼此交好。1909年，张之洞去世，陈宝琛也作诗《什刹海酒楼望白莲》以悼念：“凭栏又过观莲节，隔着红莲见白莲。欲起种莲人一问，明年花可似今年？”诗人陈散原是其弟子兼友人，在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陈宝琛还专门写诗以示慰问：“平生相许后凋松，投老匡山第几峰？……五十年来彭蠡月，可能重照两龙钟？”同光体闽派的另外一位主将郑孝胥与其平素来往密切，陈宝琛也多次以诗相赠，如《次韵苏龛九日作》：“人间何世更商声，忍死终思见太平。”《次韵苏盦夜直》：“地气鹃前觉，巢痕燕共寻。炉灰浑未冷，相喻向晨心。”表达了他与朋友志同道合、相期共勉的心志。

　　陈宝琛的另外一部分诗作则是感时忧国之作。他虽然长期身居朝中，却关心百姓的生活疾苦，体现了一位士大夫可贵的民生情怀：“比年更旱涝，十户九流离。岁币苦搜括，鸡豚细无遗。”（《题程听彝郡侯〈芝城送别图〉，即送其监税兴化》）《苦旱吟》是一首七言古诗，表达了他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灾区百姓的关心：“去年苦水今苦旱，剜肉可怜疮不补。煌煌蠲贷闽独无，匪民之辜谁实主。追征火迫典卖尽，此状无人告大府。”《基隆车中口号》系他有感于腐败的晚清政府丧权辱国、一味割地赔款的现状而发出的不平之吟：“荒榛野菁满空山，瓯脱宁知不放闲？三十年前谁过此，琼州莫再作台湾。”

　　在风雨飘摇、内忧外患频仍的晚清时期，陈宝琛挚爱这片厚实的土地。他的诗作里，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对于秀丽山水的由衷赞美：“空谷招人是玉龙，南溪山好一重重。几回栽得中秋月，半夜浮家看兔峰。”（《八月十四日夜携家泛南溪，晨至小雄山斋，晚归诗以纪之》）“鸬鹚如雪点烟林，又及吾归作暝阴。眼见明霞半天赤，却随西日下遥岑。”（《舆中书所见》）但他并没有陷溺于对于自然风光的泛泛描摹，而是随时会由物及人，例如他感慨大悲寺的秋海棠：“当年亦自惜秋光，今日来看信断肠。涧谷一生稀见日，作花偏又值将霜。”（《大悲寺秋海棠》）明是写花，实则是在暗喻人才的生不逢时。他有时候会重临故地，凭吊旧踪，感慨人事全非：“山灵不愠我来迟，急雨回风与洗悲。破刹伤心公主塔，坏墙掩泪偶斋诗。后生谁识承平事，皓首曾无会合期。三十年来听琴处，秘魔崖下坐移时。”（《庚戌七月十九日，同嘿园游翠微、卢师诸寺》）即使是在游览过程中偶然看到的一草一木，也能使他想到生民的病瘼：“漏卮狂药甚金缯，悔祸天心傥可凭。侥倖山中间草木，也随时世谧中兴。”（《山木蔓生能去鸦片毒人称中兴树》）作为一名深受传统礼教影响的士人，由于晚清吏治窳败不堪，他有时候也会生发出心灰意冷的情绪，并流露出归隐之念：“梦梦此醉视穹苍，去雁冲寒别旧行。忍见衣冠同一劫，得安耕钓即吾乡。”（《劳韧叟卜居涞水赋诗留别次韵奉和》）

　　取法宋诗 风度绝世

　　在诗歌的具体创作上，陈宝琛特别重视锤炼字句，他自言“蒸愁作诗牢成城，一字动费龇数茎”。这与他一向心仪的宋代大诗人王安石风格比较近似。陈宝琛自己也承认在写诗方面师法王安石，“独愧老来诗不进，嗜痂犹说近临川”（《谢琴南寄文为寿》）。像这首《题明翰林院检讨王孟扬称遗像》：“空山孤露读楹书，早直承明扈属车。孔雀有文宜见絷，芳兰既服忍终锄？一川还往瞻衡宇，十子才名照里闾。仙女碑题高士传，沈吟少作重欷歔。”诗作里面的“扈”“絷”“锄”“瞻”“照”诸动词，显然都不是率意为之，在全诗中起到了诗眼的作用。与王安石一样，陈宝琛也非常注重抒发真挚朴素的感情，不事矫饰，但随时会加以理性的节制，故而他的诗句虽都是一任情感的自然流露，却又张弛有度，而并不显得过分，例如《哭竹坡》：“大梦先醒弃我归，乍闻除夕泪频挥。隆寒并少青蝇吊，渴葬悬知大鸟飞。千里诀言遗稿在，一秋失悔报书稀。黎涡未算平生误，早羡阳狂是镜机。”对于他的这一师承，前人已多有阐发，例如林纾评价说：“所为诗，体近临川，而清靖沈远， 挹之无穷，临川未能过也”（林纾《林琴南文集》）。汪辟疆也说他“体虽出于临川，实则兼有杜韩、苏黄之胜，平生所作，思深味永，心平气和，令人读之，如饮醇醴”（《汪辟疆说近代诗》）。

　　毋庸讳言，由于同光体诗人一味以宋诗为法，尤其是受江西诗派的影响，讲究“无一字无来历”，所以在陈宝琛的诗歌中也出现了大量隶事用典的情况。虽然黄濬在他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里，称赞陈宝琛的诗作“谨严精密，属词使事，罔不铢两悉称”（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但大量典故的使用，不仅影响了全诗的气韵流畅，而且难免使诗作陷入晦涩难解的境地。诸如“衣篝香褪孤莺领，镜屉尘凝黯翠翘”（《春阴和含晶韵 其三》）、“升平法部乾隆日，娄县尚书旧费才”（《六月初一日漱芳斋听戏》）这样的诗句，在陈宝琛的诗中时有出现，读起来就不免佶屈聱牙，甚或淡乎寡味，从而影响了整体的审美效果。但总体来说，陈宝琛作为晚清同光体的大家，其格律之谨严，用事之妥帖，以及托意之宏远，不仅于当时足为表率，而且对于晚近以来的诗人之创作沾溉良多。在这一点上，他的学生也是晚清最负盛名的诗人陈三立所说的一段话尤具代表性，他称道陈宝琛“所为诗终始不失温柔敦厚之教，感物造端，蕴藉绵邈，风度绝世，后山所称‘韵出百家上’者，庶几遇之，然而其纯忠苦志，幽忧隐痛，类涵溢语言文字之表，百世之下，低徊讽咏，犹可冥接遐契于孤悬天壤之一人也”（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陈三立的这段评价还是较为客观公正的。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