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献资料构筑了每个问题研究的基石，一名历史学研究者在确立某个问题研究时，利用现有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能大致捋清研究架构。但是，其中创新之处则需收集新的官方、私人档案资料来填补，才能将存在问题逐渐破解，将研究向纵深推进。

　　开启新问题研究

　　在目前东北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某个问题研究程度深浅不一，或是概括性的，或是个性化的，或是兼而有之的，但仍存有尚未解决的疑点和难点，这恰恰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探知方向和突破点。因此，后来研究者如从事这种问题研究，首先要理清思路，搭好问题结构，想明白如何将其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其次要收集已出版的各类文献资料，通过整理分析找寻到哪些方面的资料是欠缺的或是空白的；最后要查找档案资料来填补之，方能使这一问题研究继续向前迈进。下面从“日本遗孤问题研究”谈起。

　　第一要找到藏有日本遗孤资料的机构。日本遗孤是一特殊群体，他们是具有日本血统的中国公民，所以，他们身份的认定则需要具备此项职能的中国相关机构来完成，在中国负责认定日本遗孤身份的是各省市公安机关。日本遗孤身份被确认后，公安机关将组织他们参加不同批次的日本遗孤赴日寻亲团，不管他们在日本是否找到亲属，如欲回日本定居，就要向中国公安机关提出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申请并获批准。日本遗孤从身份认定到赴日寻亲、探亲及申请回日定居均由中国公安机关负责办理，相关事宜均被记录保存而成为档案，所以，日本遗孤档案资料被保存在各省市公安机关。

　　第二要翻阅抄录日本遗孤档案资料。每名日本遗孤都是因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遗留在中国，这是日本遗孤遗留在中国的大背景，但每名日本遗孤遗留在中国的直接原因又各有不同。当日本遗孤向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提请身份认定后，当地公安机关根据其提供的信息，随即展开对其身份的确认工作。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找寻直接、间接证人，录取证人证言。如养父母健在，养父母证言将成为判定其是否为日本遗孤的直接证据；如养父母故去，公安机关就要调查日本遗孤亲属、老邻居和朋友，他们对日本遗孤身世回忆的证言将成为确定其身份的间接证据。养父母的证言或三名以上亲属、老邻居和朋友的间接证言均被收录在日本遗孤档案中，少则几页，多则长达几十页。当翻开日本遗孤档案时，他们的籍贯、中国居住地、文化程度、工作履历、亲属关系、认定过程和时间、去日本寻亲批次和回日本探亲及定居等详情都显现在档案中，几千名日本遗孤档案资料就这样被分散在中国各地的公安机关里。

　　第三要调研收集养父母和日本遗孤的口述资料。在中国公安机关里保存的日本遗孤档案资料，有助于统计分析日本遗孤数量、文化程度、分布地域和亲人遗留等实况，但当你走近年迈的中国养父母，在认真聆听记录他们收养日本遗孤经过和抚育历程的同时，他们的容貌和声音也将印刻在脑海中，那将是一份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当你亲睹日本遗孤讲起自己在中国从求学到工作、从成家到认定身份，与中国养父母相伴的岁岁年年，那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愫，无不包含着中国养父母为之付出的汗水与心血，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每位中国养父母对日本遗孤收养、抚育经过的讲述和每名日本遗孤在中国成长经历的述说，透射出中国养父母与日本遗孤间跨越国界、超越民族的情感，饱含着日本遗孤与中国养兄弟姐妹朝夕相处的情缘，从他们的讲述中能让人们感受到那份人间真情，这份口述资料也难能可贵。

　　某个问题的个案成果为研究提供了线索，但档案资料的获取将会加强这个问题的整体研究，在整体布局中，个案既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角色，又被有机地串联起来，从而拓宽了研究视角，丰富了研究内容。

　　深挖老问题研究

　　在东北史研究过程中，某个问题看似研究透了，可一旦对这个问题较起真来，诸多“问号”会被一个个画出，如何去拆解这些“问号”，那就需要新资料的发现。作为清代东北围场之一的盛京围场，至今存有许多“问号”尚待破解。

　　一是通过新资料来辨析诸种说法。关于清代盛京围场的设立时间，各类史书的记载各有不同，至今有多种说法，大致分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说；天命四年（1619）说；天命十年说；清朝国初说；康熙十六年（1677）说；康熙二十一年说。上述各种说法之所以出现，定有其理由和支持的史料依据，如认为哪些说法不能成立和能够成立，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来衡定其史料的欠缺和合理之处。如果清朝末期或民国时期出版的县志（乡土志）等对围场设置有不同程度的追述，那就要对此资料进行认真考释，从而判定其所述内容讲的是否为盛京围场，如所述内容不是盛京围场，那以此为据作为盛京围场设置时间的说法即不能成立。对于其他说法，再通过查寻新资料，予以考辨，明晰其说法不成立和能够成立的真凭实据，逐渐靠近历史真相，推导出合情合理的结论。

　　二是通过新资料来厘清模糊概念。盛京围场范围相当于今吉林省辉南县、梅河口市、东丰县、辽源市和辽宁省西丰县等，以其围猎方式和用途划分为5种105围，御围（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之场）11围，王多罗束围（盛京内务府捕牲丁应差狩猎地）11围，鲜围（专门捕获鹿羔和晾晒鹿肉之地）14围，窎远围（偏远狩猎之地）6围，历年应捕围（八旗兵骑射演练之地）63围。在这105围中，上述各市县分属多少？处于所属市县的哪个位置？目前弄清楚了多少？还有多少没弄清楚？以现有研究为底本，在现今地图上一一对照标注，找出尚有哪些围未能标出，哪些围尚无明确属地，再去查阅清代前期满文档案资料和清代后期盛京围场丈放资料，将剩余各围地点逐渐查出，画出一张盛京围场图，以此还原盛京围场的历史样貌，演绎其变化过程，探究其变化缘由。

　　三是通过新资料来超越原有认知。盛京围场位于柳条边外，柳条边外乃为封禁之区。鉴于盛京围场内部五个功能区的划分，它们既承担着清朝皇帝东巡期间围猎习武之责，又担负着八旗兵演武围猎和捕牲丁捕牲贡鲜之任，更为“禁中之禁”。八旗兵和捕牲丁在盛京围场猎捕的野生动物有鹿、熊、獐、狍、野猪和野鸡等，每年按照规定数量向皇室纳贡，用于祭祀和赏赐及制作御膳和御药等之需。在盛京围场各围的猎捕中，不同行为主体遵循怎样的进场时间和猎捕任务？在纳贡过程中，谁是纳贡主体？遵循怎样的纳贡程序？一年中纳贡的次数、种类与数量是多少？清政府对纳贡程序是否做过调整？如做过调整，原因是什么？纳贡主体如超额完成或未完成纳贡任务，清政府是否有奖惩定例？如此的猎捕会带给盛京围场怎样的生态环境？盛京围场作为禁地，对盗猎者如何惩治？如此多的“问号”，等待查阅新资料来解决。

　　清代盛京围场已被研究很久，但其中仍有这些“问号”在拷问学者，需要去解答，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出版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通过查阅一定能解开眼前的些许谜团。

　　细品遗漏问题研究

　　在当下东北史研究中，如对感兴趣的问题细细咀嚼，就会发现其中所隐藏的“漏点”，如将此“漏点”纳入研究视野，那会打开另一扇窗。仅以清代内务府东北果园研究为例来谈谈体会。

　　其一是细读史料，品出“漏点”。清代东北果园分属不同管理机构，行使职能亦不同。其中内务府果园分为辽东果园（又称盛京果园）、辽西果园（又称广宁果园）。辽东果园又分南、北两路，辽阳、牛庄界内果园归属南路，铁岭、开原界内果园归属北路。那么，这些果园何时设立，史学界至今无人触及。这并非史料未给出提示，只是在研读中被忽略或忽视了。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国初定，广宁果园壮丁无定额，每年每丁征银三两。顺治初年定，盛京旧园丁三百五十一名，广宁旧园丁一百十七名，每丁岁征银三两”，共旧丁四百六十八名。（昆冈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97，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1976年版，第19034页）这里在言及盛京、广宁果园时提到的是“旧园丁”，一个“旧”字足以告知盛京、广宁果园非顺治初年所设，那应该是何时设立，这就需要去查找资料来解决。

　　其二是带着“漏点”，查找资料。既然分属内务府果园不是顺治时期所设，那就应该是在努尔哈赤后金政权时期或皇太极时代设立，无论是他们中的谁来设立，都应该是占领这些地域后采取的措施。这就需要去查找这些地域被后金或清朝军队攻下的时间及其以后的情况。照此思路，去查找努尔哈赤天命四年六月和七月分别攻下开原城和铁岭城之后的史料。据《铁岭县志》载“太祖龙兴之初，兵入残毁，抵今六十年所矣。世祖诞膺大命，混一区寓，从龙甲士，率入京师，其留业于此者，各旗果户外，千百余家耳”。在辽宁省档案馆馆藏资料中查阅到，1921年开原县知县文光在审理梅家寨（今辽宁省开原县内）控案中提及：“查此项山场名曰御果园，系前清皇室贡山，有壮丁二十四名，每壮丁各附带花丁八名纳贡当差，垂三百余年。”这两则史料，一则言明顺治帝迁都北京后，留守在铁岭的有各旗果户；二则讲明梅家寨作为御果园已有三百余年历史，为推定盛京北路果园设立时间提供了历史依据。

　　其三是分析资料，解读“漏点”。盛京北路果园是在努尔哈赤攻下开原城和铁岭城后设立的，那么，盛京南路果园和广宁果园应设立于何时？天命六年三月二十日，努尔哈赤攻下辽东城（今辽宁省辽阳市），对辽东以南汉人采取收养之策，以利于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和各类果品的培养。汗曰：“攻辽东城时，我兵士亦多有死亡矣。如斯死战而得之辽东城人，竟待以不死，悉加豢养，使之安居如故。嗣海州、复州、金州人，遭遇非若辽东，尔等勿惧，杀则一日，食则一时也！即加诛戮，而所得无几，顷刻即尽矣！若赦而养之，诸物咸出尔手，用之互市，更以佳物美果来献，则受益无穷也！”正因此策之实行，“汗”才有“佳物美果”的享用。“五月十八日，园户送瓜及樱桃前来。向阳寺李秀义献杏一盘、樱桃二盘、王瓜二盘。十九日，张游击献王瓜一盘、樱桃一盘、杏二盘。刘游击献王瓜二盘、樱桃二盘。京立屯王英献樱桃一盘。”此中“园户”一词，可理解为专门经营果蔬园之户，出产的时令果蔬樱桃、杏、瓜等纷纷供献给“汗”，据此推测，盛京南路果园即于此时设立。

　　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攻打广宁（今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广宁之战后，努尔哈赤强迁锦州卫、白土厂、清河和义州的人到广宁和闾阳驿，并迁移“懂得栽培果树的人、和尚们到广宁来住，栽培汗能吃的果树”（《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分册，第33卷，天命七年二月初三日，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内部出版，1979年，第107页）。随后，努尔哈赤又命“陈游击，率领你属下的人，分关厢的房屋住下。任用栽培的巧匠看守汗吃的果树，恐怕随便地毁坏或烧掉，很好地嘱咐”（《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分册，第34卷，天命七年二月初七日，第111—112页）。在努尔哈赤强迁人户中就有为其栽培、看守果树的人，即园丁。据此推断，辽西果园设立于天命七年。

　　史料是从事研究之根基，细嚼文献资料，搜罗碑刻、谱牒、口述资料以及域外汉籍资料，查找未刊档案资料，以此来扩藏研究者的“米袋子”，使其成为研究的“巧妇”，做出有滋有味的研究“之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区域环境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8ZDA17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