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基于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共同体，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清朝是中国历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各民族在清朝成为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进程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蒙古察哈尔部作为元以后形成的蒙古部族，自16世纪初达延汗以来成为汗廷的直辖万户。入清以后，林丹汗之子额哲及其属民被清朝编为察哈尔扎萨克旗，而其余察哈尔诸臣及其属民被编入八旗体系，成为清代蒙古诸部中较为特殊的一部分，为维护清朝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梳理八旗察哈尔形成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深刻理解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第一，清初的八旗察哈尔。有关清代的八旗察哈尔编设时间问题，以往学界均沿袭康熙十四年（1675）平定“布尔尼叛乱”之后撤销“扎萨克旗”体制、将其属民编入八旗，遂而成立游牧察哈尔八旗这一说法。进入21世纪以来，大量蒙古文、满文档案得以公开，其中不少已整理出版，这为深入研究入清后察哈尔历史提供了可能。已有前人研究成果利用公开整理出版的相关多语种档案文献，对该说法提出了质疑，并考证出清初八旗察哈尔与察哈尔扎萨克旗并存的史实。

　　根据相关多语种档案文书可知，不同时期归附清朝的察哈尔蒙古人，其境遇及隶属大不相同。林丹汗去世之前，投附女真政权的察哈尔部众及属部，除敖汉、奈曼等原属察哈尔万户之鄂托克被编为外藩扎萨克旗，其余零散归附者被编入八旗满洲佐领之中。林丹汗去世之后，投附女真政权的察哈尔诸臣及其属民，形成了清初的八旗察哈尔，其中少部分人员驻京，绝大部分人员则驻于原游牧地。另外，林丹汗之子额哲被清朝授予管领其属民之权力，形成了清初的察哈尔扎萨克旗。

　　北元时期的察哈尔万户入清后，分属以下几个系统：一、编入八旗察哈尔；二、形成由额哲统领的扎萨克旗；三、原下属鄂托克自立为扎萨克旗，如奈曼、敖汉等；四、编入八旗满洲佐领。这也导致入清后察哈尔的历史十分复杂，清朝的管理方式也呈多元化。

　　皇太极时期虽然将察哈尔分隶八旗赡养，但八旗旗王权力未能渗透其中，而是通过授予察哈尔诸臣世职以及达尔汉封号，即由原察哈尔部官员仍管领其旧有属民，在八旗体制内保持了独有的差异性，使其仍具“外藩”性质，但又具有与“外藩”扎萨克体制不同的“内属旗”性质。这也是后期设立察哈尔都统、脱离在京八旗蒙古都统管辖的历史根源之一。

　　第二，察哈尔扎萨克旗。清朝对额哲所率投附的察哈尔贵族也采取了较为特殊的安置方式。额哲及其所携属民被清廷编设为“察哈尔国”，前人研究成果已指出“察哈尔国”的性质为扎萨克旗。

　　入清以后，皇太极收继林丹汗妃子囊囊太后、窦土门福晋等为妃，又将额哲之母苏泰太后指给宗室济尔哈朗、林丹汗之伯奇福晋指给其长子豪格、鄂尔哲依图福晋指给阿巴泰为福晋、林丹汗之妹太松公主指给大贝勒代善。封林丹汗之子额哲为和硕亲王，尚公主为额驸，因此有些史籍中又将其记载为“额驸亲王”。察哈尔扎萨克旗历任和硕亲王额哲、阿布鼐、布尔尼等以及原察哈尔部公主等，均与清朝宗室保持着密切的联姻关系，这也印证了清代满蒙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康熙十四年，布尔尼亲王起兵反抗清朝，但迅速被平定。清朝废除了察哈尔贵族世袭爵位。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奏销档》记载，布尔尼及其眷属和部分属民被编入内务府包衣。察哈尔扎萨克旗退出了历史舞台。八旗察哈尔则与清朝相始终。作为“内属”体制中的蒙古部族，八旗察哈尔官兵被清朝频繁调遣，在诸多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稳固清朝统治、捍卫边疆、抵御外来侵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八旗察哈尔多源部族结构。在八旗体制中，佐领作为基本单位，随着丁口繁衍、制度变革而频繁调整，能够反映具体编设和嬗变情况。自天聪年间察哈尔被编入八旗系统，尤其是在康雍乾三朝平定准噶尔过程中，清朝不断在八旗察哈尔内增设佐领，导致其部族结构趋于复杂多样。佐领的编设直接反映了清朝统一蒙古诸部的进程。同时，不同部族的佐领编入八旗察哈尔，促进了原分属漠南、漠北、漠西蒙古部族在大一统格局下的交融。

　　清初编设的八旗察哈尔诸佐领中，除了察哈尔佐领之外，增编了诸多来自其他内扎萨克旗的佐领。八旗察哈尔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是源自内扎萨克旗的贵族台吉及其属民。在贵族将其属民进献给清朝皇帝之后，被编设为八旗察哈尔勋旧佐领。以茂明安佐领为例，八旗体制下的内扎萨克旗佐领在保持其原有领主与属民之间“主从”关系的同时，亦保留了原内扎萨克旗的特性，这一点具体体现在承袭佐领以及选派佐领内官缺等方面。

　　随着清朝统一全国进程的推进，喀尔喀、卫拉特等蒙古部族也有编入八旗察哈尔者。例如，康熙二十七年，为躲避噶尔丹的追击，一部分喀尔喀部众逃至漠南蒙古境内，被清朝安置在八旗察哈尔及众牧厂，在乾隆年间正式编入八旗察哈尔。在康雍乾的平准战争中，清朝将大量主动投附和战场上俘获的卫拉特人安置于八旗察哈尔，以至于八旗察哈尔中的卫拉特佐领数量仅次于察哈尔佐领。这些卫拉特佐领的编入，更加丰富了八旗察哈尔佐领部族的多样性，进一步促进了不同蒙古部族之间的交融进程。

　　八旗察哈尔复杂的部族来源，以及在清朝八旗制度中作为“游牧八旗”的特殊性质，增加了清朝的治理难度。例如，康熙时期被安置在八旗察哈尔辖地的喀尔喀人，直至乾隆朝才正式编审入旗，最终在制度层面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四，居察哈尔之八旗蒙古游牧佐领。因复杂的历史原因以及入清前的游牧习惯，八旗蒙古部分游牧佐领与八旗察哈尔混居一地，导致部分人众缺失管理，归属不明确。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调整二者的隶属关系。八旗察哈尔早在顺治年间，就已经驻牧于大同、宣化边外。而这一地区在入清之前曾是喀喇沁人的驻牧地。入清之后，原属喀喇沁万户之孛尔只斤氏贵族台吉等被编入八旗蒙古。例如，在顺治年间的理藩院题本中，出现了大量居于八旗察哈尔游牧地之蒙古镶黄旗人，他们将此地称为“da ba ”即满文“故地”之意。鉴于该区域在入清之前原属于喀喇沁人的游牧地，故应为所属八旗蒙古之喀喇沁佐领。

　　直到乾隆二年（1737），清朝所派巡查八旗察哈尔游牧地员外郎兆明发现了居于察哈尔地方的大量喀喇沁、浩齐特人，因其隶属及驻牧地等缘由，八旗察哈尔与八旗蒙古均不能管束，成为游离于八旗制度外的佐领，不仅生计艰难，且容易滋生事端。为此，清朝曾多次采取措施尝试解决，最终给隶属八旗蒙古的喀喇沁游牧佐领同八旗察哈尔人丁一体任官差的资格。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生计，并使其在八旗察哈尔获得正式身份的同时也确保了其原八旗蒙古的隶属关系。由此，在八旗察哈尔形成了二元管理体制。

　　清初涉及八旗察哈尔的各类规章制度尚未成熟，在职官、比丁等方面尤为明显。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固，雍乾时期通过一系列改革、调整等措施，八旗察哈尔各方面的制度逐渐趋于规范化。

　　自编设八旗以来，历经康雍乾三朝，察哈尔逐渐形成了具有多源部族结构的群体，即在原有察哈尔佐领的基础上，吸纳融合了源自内扎萨克旗以及喀尔喀、卫拉特等众多蒙古部族的人众。另外，自雍正时期开始，察哈尔游牧地就已经有从事农耕的汉人，清朝通过设立“厅”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随着清朝中后期大量汉人的涌入，在游牧与农耕的交融下，察哈尔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多民族共生的局面。由此种种足以证明，八旗察哈尔的形成过程生动地谱写了清代多民族交融史的一页。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重点项目“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2022MZSCX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