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夏代之前的考古新发现迭出。因此，将考古学文化与五帝时代关联对应的相关探索趋于兴盛。然而，由于五帝时代和考古学文化均具有某些不确定性，这些对应探索便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偏差甚至谬误。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五帝时代具有若干不确定性

　　司马迁根据《五帝德》《帝系》等撰写《史记·五帝本纪》，排列出五帝的序列：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若再加上帝禹，即为前后沿承的六帝。至此，夏代之前的五帝世系便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但争议并未因此而终止，除了对五帝的具体名号和排列次序等异议之外，更有学者质疑五帝世系本身。刘知幾曾言《史记·五帝本纪》“无所取”。欧阳修谓此世次“错乱颠倒”“皆不足信”。梁玉绳（1745—1819）怀疑五帝之说的确定性，称“五帝之事若觉若梦”。崔述（1740—1816）虽然基本认可尧舜，但认为《国语》《大戴记》所称五帝事最为荒唐，“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顾颉刚考辨古史，质疑五帝的存在，否认禹与夏的联系。

　　但是，相反的意见也不少。张荫麟认为顾颉刚的研究方法存在谬误，即过分使用默证法。王国维主张信古与疑古皆不可太过，考证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虞夏商皆居东土，而周独起于西方。对五帝时代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当属徐炳昶，他大体承认了《史记·五帝本纪》世系的结构，将其划归为古代部族三大地域集团之一的华夏集团，其主体包括黄帝和炎帝，而将颛顼、有虞氏、商视为先后相继的一系，其位置和性质均处于华夏与东夷之间，属于一个亚集团。

　　如王国维所倡，过分信古与疑古均不可取。但毋庸置疑的是，五帝时代的史实确有许多不确定性。首先是五帝之名的不确定性，梁玉绳曾列举七种之多，并有六帝、八帝之说。即使以《史记·五帝本纪》开列的五帝为准，这一世系结构也存在以下不确定性。

　　其一，时间及次序的不确定性。五帝时代的起始年代和延续时间并不明确，所谓黄帝传十世、颛顼传二十世云云，皆为后世附会。五帝之间并无血缘联系，无须再论；其谱系次序颠倒混乱，也颇为明显。例如，黄帝八世孙舜，反而娶其四世祖尧之女为妻；尧传之四世孙舜，而舜又上传其四世祖禹。因此，即使不考虑五帝世系的谱系准确性，单就时间长轴来讲，这一世系所代表的区间也是模糊的。换言之，即使将五帝之称视为若干部族的名号，也不易厘清诸部族演进历史的时间性问题。按照徐炳昶的说法，其间不知又经过了几百年云云。

　　其二，地域的不确定性。五帝等诸多部族的确切地望难辨，注疏解释纷纭且相互间常存抵牾。即使考虑到或因部族游移迁徙等缘由而涉及较广泛的地域，但也较难辨清所涉诸多地点之间的确切范围及相互联系。徐炳昶将五帝主体的华夏集团考订在黄河中上游流域，再加上与五帝密切的东夷集团，则涵盖整个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而在蒙文通划分的三大部族集团中，炎帝部族则属于江汉集团。如果五帝等诸多部族活动在如此广泛的地域，要想进一步辨明各部族的确切地域和迁徙路线，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其三，结构的不确定性。五帝世次颠倒混乱，即是其结构不确定性的一个表现。此外，最突出的表现是五帝等诸部族组成结构的不确定性，即部族演化中的分解与融合细节问题难以辨清。徐炳昶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三大集团之外又列出了三个亚集团。其实，亚集团之内当然还可以细分。

　　综上，鉴于文献记载中的五帝时代存在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将其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时，自然便失去了稳定可靠的基础。因此，需要认真辨析、谨慎对应。

　　考古学文化具有某些模糊性

　　以物质类遗存为主体内涵的考古学文化，具有时间、空间和特性三大构成要素。文化特性是其基础和出发点，时空区间为其外延结构。文化特性虽属客观存在，但赖以对其具体把握的理论框架和技术支撑难免存在主观差异，此中歧义必将导致对文化遗存时空认识的分歧。至于绝对年代时间表，虽有自然科学测定手段，但尚存在测年误差范围和数据认读方面的操作差异。因此，只能产生一个相对接近的年代数据区间。凡此种种，反映在对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结构和时空区间的认知方面，便会出现某些模糊性。

　　以著名的仰韶文化探索为例。其年代约在公元前5000—3000年间，这一测年区间已经得到考古学界公认，但对其结构和分布地域却存在纷繁复杂的认识：所谓“大仰韶”者，涵盖整个黄土高原；所谓“小仰韶”者，缩减至关中、晋南和豫西地区。在仰韶文化的结构研究中，划分有20多个时间或地域类型。其中，有的进而被命名为文化，例如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等。此类文化或被认作区别于原仰韶体系的独立文化，或被视作仰韶文化之内的次级小文化，即大文化含套着小文化。这些诸多文化，究竟是属于同一层面的不同体系，还是同一体系内的不同层面？迄今为止，学界仍难以取得共识。

　　类似于仰韶文化的情况并不少见，尤以龙山时代文化最为突出。其复杂而纷繁的内涵及结构，无疑正是考古学文化模糊性的极好体现。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情况实质上正是考古学文化深入探索的一个特征，因为考古学文化研究远不及自然科学的定量定性和严密的公式推理。但是，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记载相互对应时，则需要认真对待这种模糊性。

　　相互对应中存在偏差与谬误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两者相互对应则更易出现偏差甚至谬误。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对应同一部族的文化时众说纷纭：对应文化的时间轴相差长达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空间偏移远至数千公里，文化属性也多样。与此相应，在对应同一支考古学文化时，也出现诸多部族集中向一的情况。这里以黄帝部族与黄土高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对应为例。

　　与黄帝部族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包括：仰韶文化全部或某期或某分支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黄土高原龙山文化某期或某分支类型、红山文化等。

　　与仰韶文化对应的部族包括：炎帝、黄帝、早期为炎帝或黄帝、晚期为黄帝、晚期为祝融氏或先夏等。

　　与黄土高原龙山文化对应的部族包括：黄帝、早期为帝喾、晚期为帝尧、尧、舜、有虞氏、先夏、先商、先周等。

　　综合上述诸多观点，黄帝部族的起始年代包括多种看法，即大约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前3500年、前3000年、前2500年等，分别对应仰韶文化的早中晚三期、庙底沟二期以及龙山文化，前后跨度长达2000多年。这一组年代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的起始年代。至于黄帝部族的结束年代，也存在多种观点，或止于仰韶中期、晚期，或止于庙底沟二期或龙山早期。如此，则黄帝部族延续存在的时间大约在500年至2000年。而黄帝部族所在的地域，也存在幅员广阔的范围区间，小至关中、晋南和豫西，大至整个黄土高原，乃至燕山以北的辽河流域。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和诸多学者的研究，五帝系列及相关部族具有纵横两方面的体系，大约前后分为三大阶段，在地域上分为高阳氏与高辛氏的东西两大系，其中黄帝部族本身又分为南北两支。因此，黄帝部族以及其他诸部族在族属方面的严格概念均应具有特定的结构与时空区间。而上述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所涉及的时空区间，均存在拉长与拓宽的大跨度情况，文化对应的多样性更反映了一种不确定性。这种时空大跨度和文化多样性的杂乱对应，无疑反映出其中必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甚至谬误。

　　特定部族的内涵结构和时空区间均需要严密论证，部族活动范围也需要谨慎鉴别。例如，五帝时代的某些帝号或其部族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徐炳昶考证说颛顼为“宗教主”；顾颉刚等认为大禹是众人所奉的“天神”；傅斯年进一步分析说，大禹原被尊奉为神，继之演变为祖。因此，要避免以宗教之范围作为国族之分布。另外，某个部族可能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多种文化，而某种文化也可能被两个部族或多个部族使用，其间还存在因时间而发生的复杂动态演化等。因此，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结构和时空区间也需要精细梳理、构建。如果在所有细节均未得到充分考证的情况下，就将某支考古学文化与某部族粗略对应，则极易出现某些偏差与谬误。

　　过分疑古固然不足取，但将史前考古学文化与五帝时代的众多部族简单对应，恐怕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无论古代部族还是考古学文化，均具有复杂的内涵和结构，都需要仔细考证梳理。各自构建一个较为确切的概念体系，继之在相互趋近的层面进行比较，运用完善的逻辑证据链考证推论，最后方可谨慎相互对应。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