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百行章》属蒙童教材，初唐官员杜正伦撰。名为“百行”章，实则八十四章，计五千言。综观此书，虽章目繁多，但以“忠孝节义”“清廉诚信”概其全篇，是当时教化蒙童和醒喻世人的珍贵资料。以《百行章》为中心，探讨其中的统治思想，对于厘清古代统治思想和封建伦理学史脉络具有史鉴意义。

　　第一，以礼为治，尊卑有序。传统中国不仅以农立国，而且以孝立国。《百行章》的多则材料均蕴含了孝治思想，如《弘行章》：“退罚进尊，是其恩也。不改成愆，不修成过……尊道为匿，法令言也。”《恭行章》：“二亲在堂，不得当门而伫；国有明君，不得当街而蹈。”严格遵奉封建等级制度，恪守上下尊卑秩序，是强调家庭内部孝道秩序的根基，也是统治者维护国家秩序的立国之策。

　　贞观十一年（637），吴王李恪在封地犯事被罢免安州都督一职后，唐太宗书诫李恪：“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旧唐书》列传卷26）“诫”，有告诫、警告之意。很明显，此书信有批评的口吻。表面上看，这是一份太宗重塑父子亲情、告诫皇子的家书，实则蕴含其推崇以忠诚正义裁断事物、用孝治笼络民心的治国理念。

　　第二，仁义诚信，移孝于忠。“忠孝”是孝道文化的核心思想。《百行章》中的多则材料与移孝于忠、君子仁德的主旨相关。例如，《忠行章》：“身沾高位，倍须持志优君。临危不改其心，处死不怀其恨，当阵不顾其躯，聘使不论私计。”《克行章》：“克己修身，事之大用；行恩布德，天下归焉。”即身沾高位，但要克制奢欲、仁义诚信，一心竭尽本分，如此，才能效忠于君。

　　唐朝伊始，百废待兴。为了实现家和人兴、国昌民安的治国理念，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崇孝措施。一是倡导孝道。唐高祖在《旌表孝友诏》中说：“人禀五常，仁义为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自古哲王，经邦致治，设教垂范，皆尚于斯。”（《旧唐书》列传卷138）宰相狄仁杰在太行山巡视时，曾远眺家乡，禁不住流下了泪水，有诗颂曰：“朝夕思亲伤志神，登山忘母泪流频。身居相国忧怀孝，不愧奉臣不愧民。”为人臣者要忠，为人子者要孝。可见，孝治天下是初唐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亦是君民共同遵守的治国之道。二是孝廉选官。仪凤三年（678）三月高宗敕：“自今已后，《道德经》《孝经》并为上经，贡举皆须兼通。其余经及《论语》，任依恒式。”（《唐会要》卷75）上元元年（674）十二月武则天下令，王公、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老子》一准《孝经》《论语》例，在贡举时策试。将《道德经》《孝经》《老子》升至其他九经之上，且成为科举考试“必修”课程及选官用官的德行标尺，足以看出武周时期实施“孝治”的决心和力度。三是旌表孝行。安邑人张志宽以奉养双亲闻名乡里，父母去世，哀毁其表，高祖遣使就吊，表其闾；莆田人林攒侍母与居丧皆孝，太宗诏作二阙与母墓前，表其闾；并州人武弘度孝闻朝廷，诚感天下，高宗诏旌其门以示表彰。由此可知，唐中央政府的崇孝措施践行了《百行章》《孝经》中的孝道观念，对笼络人才、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尊老爱幼，以重人伦。唐朝统治者在提倡孝治天下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尊老爱幼的美德教育。《勤行章》：“在家勤作，修营桑梓。农业以时，勿令失度，竭情用力，以养二亲。”《俭行章》：“俭者恒足，丰者不盈。在公及私，皆须有度。事君养亲，莫过此要。”无论男女，只要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践行孝道、传承家庭美德的行为。

　　唐人崔山南被列入“二十四孝”。“乳姑不怠”讲述了其母亲唐夫人孝敬老人，用乳汁喂养婆婆长孙夫人的故事。受此影响，崔山南后来做了大臣，也对亲人恭敬孝顺。百善孝为先，但“孝必有方”，要“论心不论迹”。唐夫人将尊老爱幼的伦理教化于饮食之间，是她恪守妇德、“勤行”“恭行”的聪明之举，也是规范家风家教、传承家庭美德、弘扬孝道文化的有益之举。

　　恪守妇德、以重人伦的伦理教育，在《百行章》中也有记载。《执行章》：“但以君情深重，衔珠以报其恩，舍弊同荣，持环而奉其德。”女子在恪守“妇德”时，还要谨言慎行，做好“妇功”。按《察行章》所语，在侍奉夫君、父母时，不能违背其意志，要会察言观色，“若改颜色，必有不安之事；二亲退食，定有违和之甚”。《新唐书》载“萧女归葬亡亲”的故事，就是女子恪守妇德的明证。抚州长史萧历夫妇俱亡，萧女无钱雇船主，遂于途中（宣州）结庐水滨，与“婢穿圹纳棺成坟”。这件事很快在当地传开，乡亲们都表示同情，经常用粟缣接济。丧期结束后，还有乡人请婚，女则表示：“我弱不能北还，君诚为我致二人柩葬故里，请事君子。”（《新唐书》列传卷250）《列女传》宣扬的是嘉言懿行，在摒弃“愚忠愚孝”的思想后，萧女以及传记中所载的王和子、夏侯氏等，其恪守妇德、以重人伦的行为，对唐朝乃至后世女性道德观的形成、身份地位的重建以及社会价值观的重塑，均有参考作用。

　　第四，纠偏匡正，以法促孝。为维护封建法制的权威，初唐确定了“德本刑用”的立法思想，严格贯彻守法与执法原则，保证了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唐律疏议》是唐初重要的法典，其条款对子女的孝道行为有着严格规定。据统计，涉及“孝制”的条款约58条，具体在“名例律”“职制律”“户婚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等名目中。如卷24“斗讼律”规定：“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于事合宜，即须奉以周旋，子孙不得违犯”，说的是子女有赡养父母、祖父母的义务。若父母教令能执行而不执行，有能力供养而不供养，刑狱机构可以“不孝”定罪。在财产继承权上，父母有权依法处分家庭财产，子女不得干涉，也不得强行索取父母财物。卷12“户婚”规定：“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

　　《百行章》中也有一些篇章充分体现了德本刑用、宽仁慎刑的思想。譬如，“囚情即定，刑戮将加，必须复审，务令冤滥”（《凡行章》）。“至于察狱之罪，疑从断之为难，出没二途，论情不易。”“是以赏疑惟重，罚疑惟轻。”（《疑行章》）唐律严苛，但以执法者慎重行事、不制造冤狱为目标。《百行章》中“纠偏匡正”的相关条例，也是强调执法者在断案时要反复核查案情，以不留冤情为目的。初唐的立法思想一方面体现了“德本刑用”的宽简立法思想，另一方面防范、遏制了一些不孝行为，协调了社会关系，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初唐统治者推行《百行章》、普及《孝经》、旌表孝行、设立孝名科目、以孝选官、采用严厉的法律条文来规范孝道，其实施孝治的目的很明确。从政治上看，以民为本，奉儒学为正统，用孝治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是统治者巩固政权的有效途径。从法治上看，奉行忠谏，鼓励宽仁慎刑，刷新吏治，以法促孝，是塑造励精图治、蓬勃奋发国家形象的需要。从思想上看，“天下之本在家”，提倡“四德”，表彰女子重人伦，维系了个人荣誉和家族名声，践行了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从意识形态上看，统治者需要以孝治的主流思想维护封建秩序、粉饰太平。总之，《百行章》在倡导主流思想的同时，与初唐价值体系、制度体系、治理体系相得益彰，故而成为唐朝推崇的蒙童教材。

　　（本文系甘肃省高等学校青年博士基金项目“4—14世纪敦煌首饰与妆饰研究”（2022QB-043）、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敦煌壁画中首饰资料的整理和研究”（NWNU-SKQN2021-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敦煌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