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今文经学者在解释《春秋公羊传》的过程中，形成了“三世”思想。清代中叶，公羊学再度兴起，“三世”说重新为一批学者所重视，并借以评判时事。清末，康有为以《春秋》“三世”说作为其经学诠释的主线，结合《礼运》“大同小康”发“三世”之说，并与西方进化论相契合，以此理论诠释近代社会变革，应对当时内外日蹙的局势。至1902年，《礼运注》与《大同书》的完成，标志着康有为的“三世”思想走向成熟。
“大同小康”与“三世”圆融
康有为摄入《礼运》“大同小康”之说，对“三世”说内涵作了颇具新意的解释。他说：“《春秋》三世之法，与《礼运》小康、大同之义同，真孔子学之骨髓也。”（《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集，第18页）在康有为看来，“大同小康”和“三世”一样，同属孔子之道。故康有为将小康、大同与升平世、太平世作对应，以烘托孔门的微言大义，如此，使旧有的“三世”说内涵更加丰富。他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24页）这样的结合，使“三世”说融合了两个社会形态特征，也使升平、太平的义域更加广阔，“三世”的最终目标也定位到“大同”上。“大同”成为康有为寻找治疗中国社会病症的良方。
在康有为的理论中，大同社会的实现不能骤然跳跃，需要过渡阶段，小康就是据乱世到太平世不可跨越的阶段，所以他将大同实现的可能放在未来。康有为“三世”与“大同小康”的浑融，表露出他对“大同”社会的期许。此后，康有为将“三世”说与“大同小康”的结合日趋频繁，并运用到“君主立宪”的政治学说中，为“三世”思想开启了救亡图存的新使命。
“三统”与“三世”组合
康有为认为后世很多制度来自孔子，故认为“三统三世，皆孔子绝大之义”。（《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70页）他又以传统公羊学理论为基础，提出：“《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质三统焉，条理循详，以待世变之穷而采用之。”（《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263页）“三世”的“每一世中，皆有三统”。（《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70页）“三统”的摄入，将“三世”模式进行复杂化演绎，使“三世”的诠释范畴得到拓展。其著作《春秋董氏学》中涉及“三统”的内容有：“冠礼之三统，冠礼字子之三统，昏礼之三统，丧礼之三统，刑之三统。”（《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48—349页）康有为还将孔子创制立义等说成史实，认为夏、商、周的朝代更迭，器物颜色、舆车顶盖的高低等的变化，都是孔子托之三代的“改制”。为说明西学也是源于孔子，康有为引入西方近代知识理论，西方各国的历法服饰特征等习俗都在康有为的“三统”之内。这样，“三统三世”既“保全旧粹”又“时变新理”。
康有为通过整合、演绎“三世三统说”，逐步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贯穿着表彰变革、提倡更新的思想。他根据时世的不同，“各因其时世以施之，至其穷则又变”。（《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16页）“三统”穷变通久，至万千统都是可以的。这样，康有为提出的时代救治方案就更加缜密，能够应对各种世变而不至穷尽。故梁启超言：“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改制”与“三世”相承
康有为治《公羊》，虽延续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等言改制之说，实与他们有所不同。康有为延续“三世”改制议题，却推陈出新，将“改制”范畴诠释为一种社会改革与政治革新。进而，他将政治、社会、道德等各个维度的“改制”放入“三世”模式，为其倡导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历史理论根据。为了彰明孔子“据乱、升平、太平”等相关制度，康有为对每一世都有解说，认为孔子改制是为了中国早日施行升平、太平之法。为此，康有为广征博引，将各项重要制度均作“三世”之划分。这样，康有为又在不同领域分辨了据乱、升平、太平之义，游刃有余地将他对政治制度、社会发展的思想注入“三世”中。“三世说”拓展为评价时势的尺度，这样就与他倡导的新政治理念、现实政治态度密切结合起来。
此外，康有为还提出了“三世进化”的逻辑，指出“改制”就是为了社会进化，这与西方近代国家学说、宪政体制、民主人权思想相互贯通起来。为此，康有为积极奔走呼喊，参与现实政治，既倡导民权，也反对革命，希望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康有为“三世”思想具有“社会改造”“政治变革”的意味，最终导向是建立理想的社会体系。
“三世”与社会定位
对于中国在“三世”中的定位，康有为的政治与学术观点始终一以贯之。康有为先是将中国定位在“据乱世”的范畴。他说：“就将来太平言之，则今亦为据乱也。”（《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248页）又指出，中国是处于据乱世向升平世发展的阶段，“今当进至升平，君与臣不隔绝而渐平，贵与贱不隔绝而渐平，男与女不压抑而渐平，良与奴不分别而渐平，人人求自主而渐平，人人求自立而渐平，人人求自由而渐平。”（《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17页）“若今则渐入升平世，无复有野蛮乱文明者，只有以文明兼野蛮。”（《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236页）总体看来，康有为认为中国社会高于据乱世，即将进入升平世。康有为又从“小康大同”的角度，将中国社会归于小康之世。他说：“二千年之中国，安于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泽。”（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7页）“中国两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553页）但康有为对中国未来的社会理想是“大同”，然而“秘不以示人，亦不以此义教学者，谓方今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9页）康有为明白，社会进化历程漫长，需要循序渐进，“凡世有进化，仁有轨道，世之仁有大小，即轨道大小，未至其时，不可强为”。（《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80页）妄图超越社会进化规律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能的，只能“循序依级”。所以，康有为始终认为当以“小康”义救今世。
对于现实政治问题，不管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角度，还是从“小康—大同”的角度，康有为都极力说明“今世”未至“太平世”，不能骤行“太平之制”，只有“君主立宪”才是最适合清末中国的，越级而行只能导致社会混乱不堪甚至亡国灭种。这反映了康有为既要社会自由平等，又对“君主立宪制”的执守不渝和痴迷。
康有为身处晚清政局动荡的大背景下，目睹国破、种灭、教亡的严峻危机，他重新审视儒家，着眼于《春秋》“三世”说的经世致用，援用西学思想注释儒家传统经典，对之进行富有时代气息的诠释和解读，赋予传统“三世”说以近代性格，试图从传统经典及西学中寻求中国社会的进化资源，通过变法图存，破解时代的难题，改变腐朽落后的晚清社会政治，使之达于太平大同的理想境界。“三世”思想已成为康有为独特的政治哲学，具有极大的创新性，这在中国经学史上尚属首例。康有为扩大了“三世”说的内容，传统的“三世”说寓政治理想于褒贬中，并未注意社会政治结构。而康有为的“三世”思想所涉甚多，因革损益，在传统中求新求变。康有为提出了近代社会结构模式，当中国并未具备这些条件时，只能依据传统“三世”模式从事政治变革或文化革命，这是难能可贵之处，也是最为特殊之处。诚如康有为所言：“病无穷而方亦无穷，大同小康，不过神人之一二方哉！”（《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554页）
总之，富民强国、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是康有为“三世”思想的一贯宗旨。康有为的“三世”思想在学术上突破了传统儒学的禁锢，推动了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变与创新发展。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江苏护理职业学院科技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