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道教高举黄帝旗帜，维护民族团结，形成了独特的文脉，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经典文献。保护、整理、研究道教经典文献，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必需。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与准备，2016年，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中华续道藏》编纂工程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同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华续道藏》被列入“十三五” 规划纲要。

　　道书编集的历史回顾

　　《中华续道藏》项目的确立虽然是当代的事，但其文化渊源却颇为悠久。就历史而论，道教经籍目录可溯源于《汉书·艺文志》。这部目录版本学的权威著作记载了“神仙”以及“方技”等8类书目共171种，凡3867卷，其中有许多书目与后来的《道藏》书目名称完全一致或基本一致，可见道教经籍不是无源之水。出于学习与修道的需要，道教信士一开始就注重经典的传播。到了晋代，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撰写了《抱朴子内篇·遐览》。该篇著录了260多种经书文献，共1200余卷。

　　随着道教组织的逐步壮大，全面收集道经并且进行汇编，便成为国家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北周武帝时期，朝廷建通道观，令道士王延领衔，校定三洞经书，得8000余卷。唐高宗时期，曾有《一切道经》行世；开元间，唐玄宗派遣使者搜访道经，纂成《三洞琼纲》7300卷。北宋真宗时期，编成《大宋天宫宝藏》4565卷；宋徽宗时期，编成《政和万寿道藏》5387卷。金代大定至明昌间，编成《大金玄都宝藏》6455卷。元朝时期，编成《大元玄都宝藏》7800余卷。明成祖在位年间，朝野上下兴起了崇道热潮，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道教经典文献的大规模收集与汇编。正统十年，历时43年的新编道经总集5305卷校定付印，名为《正统道藏》；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诏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纂经藏凡180卷，称《万历续道藏》。

　　历史证明：搜集、整理与保护道书是道教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化传统。以国家认可与主导的高度来汇编《道藏》则是绵延多个朝代的文化建设方略。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传统与方略，很多珍稀文献得以保存，道教的文化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而中华民族的古代科技与人文知识也有了丰厚的一大载体。

　　《中华续道藏》编纂缘起

　　明代万历以后至清朝结束这个历史区间，虽然也有过《道藏辑要》这样的经典选刊，但国家主导的道教文献收集与编纂工作却中断了。清末至民国时期，受战乱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道教生存状况堪称艰难，众多道学文献流散佚失。

　　1996年开始，中国道教协会诚邀研究道教的一批学者，用数年时间对《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所收的1476种经典文献进行点校。与此同时，适当补入了近代发现的50种古道经，如黄老简帛书、敦煌道经写本、金元藏经刻本孑遗等，收书共计1526种。由于收书已经超出了《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的规制，编者将之名为《中华道藏》。

　　2013年11月26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两周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习近平到山东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座谈。在听取大家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情况介绍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这些论述表明：文化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乃是社会治理、国家安定、民族兴盛的基本国策。

　　2014年底，詹石窗建议启动道学经典文献的重编工作。国家宗教局对编纂《中华续道藏》提出了方向性的指导意见。2015年6月底，中国道教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将编纂《中华续道藏》作为道教文化建设的重大项目。2018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函中国道教协会、四川大学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强调为抢救保护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也为充分挖掘利用道家道教文献典籍，加强道教现代教义思想体系建设，更好地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促进道教健康发展，确定启动开展《中华续道藏》编纂出版工程。该实施方案确定由中国道教协会作为《中华续道藏》的实施主体，四川大学作为受委托的学术牵头单位，联合相关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工程实施，聘请詹石窗教授担任《中华续道藏》编纂出版工程项目首席专家、主编（执行）。在收到函件之后，詹石窗教授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指示精神和中国道教协会的规划，面向全国组织了强有力的科研团队。2018年12月20日，《中华续道藏》编纂启动仪式在北京的中国道教协会会议厅隆重举行。

　　2019年3月27—28日，由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中华续道藏”编委会、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联合承办的“中华续道藏论坛暨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这次会议对《中华续道藏》的实施方案进行了深入讨论，确立了编纂专门委员会与监修委员会的组织架构，随后提出了文献收集的20多个课题，通过招标方式，形成了相应的文献收集团队。招标工作结束后，文献收集团队分别奔赴全国各地开展调查，搜集资料；与此同时，派人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越南、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寻访到一批流布于海外的道经。经过近四年的努力，学术团队已收集到包括原书和影印件在内超过4000种以上的道教文献资料，为《中华续道藏》的编纂出版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中华续道藏》的整体架构

　　按照工程的实施规划，《中华续道藏》的编纂出版分两大系列，一为“原始珍本编”，二为“精华点校编”。

　　（一）《中华续道藏》原始珍本编

　　所谓“原始”就是未经点校整理的保持原貌的木刻本、石印本或手抄本。第一，就时间角度看，包括两个时段：一是明代《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漏收的有价值的道教经典文献；二是明代万历以来保存于民间以及各地图书馆的道教经典文献。这两个时段的文献，前者仅占少量，而后者则大量存在。第二，就空间区域角度说，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道教文献，还有流传、收藏于海外的道教文献，主要国家地区有韩国、日本、越南、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第三，就收藏主体的角度看，包括民间个体收藏本、道观收藏本和公共图书馆收藏本。所谓“珍本”，意味着对收书编纂有一定的方向性，不是什么书都收，而是选择那些珍贵的文本，首先是内容上有特色，其次是印刷抄写精良。此次编藏，以木刻本、石印本为主，适当选入品相较好的手抄本。

　　（二）《中华续道藏》精华点校编

　　当文献资料准备充分之后，就可以着手进行点校本《中华续道藏》的编纂工作。顾名思义，所谓“精华”指的是道教经典文献中内容优良者。既然是“精华”，当然是有比较、有选择的。其所选择的范围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就“原始珍本编”的范围精选价值相对较高和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献。此外，“精华点校编”选入的经典文献将会超出“原始珍本编”的范围。例如，清代乾隆年间抄写的《四库全书》以及《四部丛刊》所收录的部分道书也将是《中华续道藏》“精华点校编”的选书来源。所谓“价值相对较高”，意味着“原始珍本编”选入的文献本来都有价值，但相比之下作为“精华点校编”选入的经典文献则比其他未选入者更胜一筹。所谓“具有代表性”，考虑的是在内容上每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比例。“原始珍本编”除了着重内容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品相的清晰度；而“精华点校编”则是以内容价值作为基本评估标准，原书品相清晰度如何并不影响具体操作，只要内容价值高并且能够看清楚就可以选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1月30日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与现实紧密关联的角度，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当代价值，说明了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道教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自然包括道教文化在内，尤其是对历代积累下来的经典文献进行整理和系统化，这是整个文化传承与创新性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编纂出版《中华续道藏》是国家和民族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使命与重大责任。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够有益于个人、社会和世界！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